金融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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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金融风云录

2015年09月04日02:13         杨其广        来源:金融时报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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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划人语

  在抗日战争时期,党高度重视金融问题,把货币政策作为“对敌战争的重要武器”。在中日金融战中,根据地军民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英勇斗争,服务了抗战军民生产生活,挫败了日军经济侵略,为抗日战争取得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陕甘宁边区银行旧址

  抗战风起云涌,胜利红旗飘扬。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军霸占中国东北开始,到1945年“八·一五”日本天皇裕仁宣布投降,中国人民苦苦坚持了“十四年抗战”。

  当中日双方在战场上展开殊死搏斗之际,与武力战同时进行着的中日金融战,也是刀光剑影、惊心动魄。在金融领域之战中,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自己的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金融活动开展得红红火火。抗战金融挫败了日军“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对抗日战争取得历史性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银行从江西瑞金走来

  “边区银行被日本鬼子炸了!”1938年底,日本飞机一连三次轰炸延安市区,坐落在延安城内凤凰山麓的陕甘宁边区银行被炸毁,损失严重,业务受到影响。当时,延安城被炸成一片瓦砾,商业人员被炸死炸伤三四十人,物资损失达四分之一以上。

  自行设计,建造大楼。1941年11月7日,新的银行办公大楼在离延安城区蜿蜒数里的山沟间建成。举行落成典礼时,特从外地请来秦腔剧团,唱戏三天,盛况空前,军民倍受鼓舞。这是边区第一幢最宏伟的大楼,中央领导多次光临,并在此对抗战金融问题作出重要指示。这座大楼在边区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建成,表明共产党和边区政府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视。延安商界还送来大红缎面贺幛,上书“富国根基”四个大字,道出了陕甘宁边区银行的历史地位和重要作用。

  说起陕甘宁边区银行,它的历史可追溯到1931年11月27日。这一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在江西瑞金叶坪成立,并选派毛泽民为行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将随军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改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的10月1日,西北分行又奉命改组为陕甘宁边区银行。

  陕甘宁边区银行颇有特色。它是政府的银行,发行的银行,具有中央银行的许多特征;同时,它又兼理一般商业银行的存款、放款、汇款业务,并实行企业化管理。由于陕甘宁边区银行是中共中央所在地的银行,享有许多特权,例如发行货币的特权、代理政府金库的特权、经理公债的特权、领导和管理合作金融及货币交换所的特权等。因此,它也就成为抗日根据地所有银行的先导和模范。

  随着抗日根据地发展壮大,银行机构日益增多。1938年3月,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省五台县石咀镇宣告成立;1938年11月,山东抗日根据地北海银行在胶东西北部掖县城内正式开业;1939年10月,晋冀鲁豫边区的冀南银行在山西黎城县成立;1940年5月,晋绥边区以兴县农民银行为基础,建立了西北农民银行。

  货币发行充满着斗争

  抗战金融的货币发行与货币斗争是交织进行的,建立银行货币流通市场的过程,也是开展货币斗争的过程。中国军民在中日双方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与侵华日军斗智斗勇,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艰苦卓绝的英勇斗争。

  “乒乒乓,哗啦啦,咱们工人在印刷,白天不休息,夜间还印刷……”,这是从陕甘宁边区银行印钞厂飞出的歌声。“乒乒乓,哗啦啦”这六个字,用声响反映了印钞工人印制一张钞票的全过程。这个印钞厂于1940年10月建成,坐落在延安新市场沟半山腰的土窑洞里,对外称“光华印刷厂”,全厂由30多人组成。这首《陕甘宁边区光华印刷厂厂歌》,生动地展示了抗战时期印钞员工日夜奋战的情景,为抗战货币发行提供了较好的物资准备。

  抗日根据地对敌伪的货币斗争异常激烈。“卢沟桥事变”前后,日本在中国设立大型伪银行,发行“联银券”、“中储券”伪纸币,抢占货币市场阵地。日军为破坏抗日根据地金融,大批伪造红色区域的纸币,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徐州、开封、济南、邯郸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假货币多达二三十种。他们肆意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钞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根据地收购山货、药材、土布等抛出使用。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使根据地蒙受了许多经济损失。

  “开展反假币斗争!”各抗日根据地都为净化货币流通而奋战。抗战军民采取举办晚会、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进行反假币宣传;在边沿地带、游击区进行严密检查和缉拿,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及时曝光,跟踪收缴,就地消灭。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根据地,是反对日伪金融渗透的主力军。根据地军民在同日伪的金融战中,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首先,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其次,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用;再次,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严格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这样维护了金融秩序,从而使根据地货币战如同敌后军事一样,取得了辉煌战果。

  信贷活动促经济发展

  办理信贷业务,支持经济发展,是抗战期间各边区银行的重要职责。边区农业占抗日根据地经济总产值的绝大部分,边区人口90%以上从事农业生产,边区军民的吃、穿、用和军政费用主要靠农业。因此,边区银行生产贷款中农业放款占第一位。

  说到农业放款,不能不提起令人心潮澎湃的《农村贷款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这首用红军歌曲谱写的农贷歌,是陕甘宁边区银行业务处处长辛波和农贷员牛旺林创作的。歌中如“农村贷款大家要牢记,三大纪律八项得注意”、“第一大家到处要宣传,银行贷款为发展生产”、“第三放款要适合农时,过迟过早一律都不好”、“这样贷款群众最欢迎,发展生产都过好光景”等词句,高度概括了抗战以来边区农贷工作的宝贵经验,也体现了边区农贷工作者敬业放贷的高尚品德,为边区农贷工作的健康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地处后方环境相对稳定的陕甘宁边区银行,随着边币发行和吸收存款的增加,放款不断扩大,有力促进了边区经济发展。到1945年底,农村耕地面积由1937年的843万亩,扩大到1520万亩;年产粮食由1941年的163万石,增加到1944年的200万石。边区的工业也从无到有,已能炼钢、炼油、修造机器、配制军需品;轻纺棉布年产15万匹以上,并创办了纸币、火柴厂。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在最严重的困难时期,全面展开了大生产运动。此时,抗日根据地的信贷业务主要是,支持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发展根据地经济,促进根据地兵强马壮,战胜困难。农业贷款数量逐年增加,1942-1945年,陕甘宁边区农贷由500万元边币增加为34589万元,增长68倍。

  1942年12月,西北高级干部会议召开。毛泽东主席在报告中对农贷工作提出了7项原则:(1)农贷要放给有劳力无耕牛或农具的新老移民、难民和贫农;(2)举办实物贷款,做到钱物结合;(3)贷款要有计划地放在荒地多、需款迫切,又能获利的县区;(4)改善放款组织;(5)简化贷款手续;(6)棉、麦青苗贷款要专款放贷;(7)贷款要不误农时。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根据毛主席的讲话精神,发表了《迅速发放农贷》的社论,要求各级党政机关重视这项工作,使农贷发挥更大作用。落实中央关于农贷的一系列重大举措,促进了抗日根据地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为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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