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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两会_两会访谈 / 正文

普惠金融应是人的基本权利

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改革完善金融服务体系,支持金融机构扩展普惠金融业务。此前国务院《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以下简称《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但是在实践中,普惠金融在落地方面还面临一些障碍。

  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郑州中心支行行长徐诺金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普惠金融促进法,以此为基础逐步建立健全国家普惠金融法律法规体系,明确普惠金融服务供给、需求、监管三方的权、责、利,将普惠金融确立为与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并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金融体系的三大支柱之一,实现普惠金融发展顶层设计的法治化,确保普惠金融服务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带着相关问题,《金融时报》记者近期专访了徐诺金。

  记者:如何评价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效果?

  徐诺金:近年来,我国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尤其是在农村金融、小微企业融资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2017年,全国涉农贷款余额达到30.95万亿元,同比增长9.64%;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1万亿元,同比增长15.1%。同时,普惠金融发展也呈现出服务主体多元、服务覆盖面较广、移动互联网支付使用率较高的特点,人均持有银行账户数量、银行网点密度等基础金融服务水平已达到国际中上游水平。

  记者:您认为,我国对于普惠金融在认识方面还有哪些不足?

  徐诺金:对于普惠金融,国际的通用说法叫做“包容性金融”,是给所有的群体和个人提供平等、丰富、可承担的金融服务。但在我国的实践中,很多人把普惠金融等同于优惠政策、扶贫救济,或把普惠金融等同于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融资。

  实际上,普惠金融服务不仅包括信贷融资,还应包含账户、储蓄、理财、支付、权益保护等。

  所谓普惠金融,“普”字意在所有群体在需要的时候能平等获得金融服务;“惠”字意在融资成本是可负担的。现在很多小微企业从小贷公司甚至个别金融机构获得的贷款,其融资成本是很高的,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普惠金融”。

  虽然《规划》等在政策层面已明确了普惠金融的概念,但目前尚无普惠金融的法律概念。所以,应通过法律对普惠金融进行界定,并将普惠金融上升为人发展的基本金融权利。

  记者:“将普惠金融上升为人发展的基本金融权利”,这个说法以前没有过,您能否具体谈谈?

  徐诺金: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一个人应有的基本权利也在不断丰富,普惠金融就应该是其中之一。在没有抵押的情况下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金融服务,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基本需要。

  但是在实践上,我们缺乏对金融机构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硬性约束,做了没有明确的激励支持,不做也没有任何责任追究。

  当前,普惠金融政策主要有《规划》以及国务院相关部委出台的文件。这些文件均为政策指导类文件,对金融机构的硬性约束不足,导致普惠金融政策落地难。因此,需要通过法律强制性推行,将其上升到法律高度,使金融机构、各级政府、社会有关部门认识到,推动普惠金融发展是法律意义上的责任;使每一个公民都知道自己享有这份权利,就能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让自己获得公平、合理的金融服务,这对金融机构也是一种倒逼;还可以促进财税部门在推动普惠金融业务上有财税政策的优惠或支持。只有形成一个促进普惠金融落地的法规体系,普惠金融才能真正让老百姓享受得到。

  记者: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也是需要成本的,但普惠金融的定价低,金融机构的成本如何覆盖呢?在立法内容,尤其是配套政策体系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徐诺金:的确,普惠金融的关键是在“客户可接受的价格”和“金融机构可覆盖的成本”之间取得平衡,才能推动普惠金融的普及。

  金融机构开展普惠金融业务的成本,如果定价覆盖不了,就需要配套的财税、贴息政策等去保障。因此,建议在立法中确立推动普惠金融发展的配套扶持措施体系。

  在财税政策方面,建议明确普惠金融服务机构企业所得税、营业税(增值税)优惠及奖励政策标准,充分调动相关主体参与普惠金融事业的积极性;在货币政策方面,给予普惠金融服务机构适度差异货币政策支持,加大再贷款、再贴现政策倾斜力度;在监管政策方面,提高对普惠金融业务的经营风险容忍度,尽快实施基层信贷人员“尽职免责”制度,推动商业银行在县域层面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等。

责任编辑:韩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