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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管齐下防风险

——访全国人大代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

人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
  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防风险”成为“三大攻坚战”的“首战”,金融风险的防控更是其中难打的“硬仗”。

  从金融业综合统计,到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再到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质资格设置……作为拥有多年人大履职经验的老代表,人民银行天津分行行长周振海今年将关注点放在了“防风险”的主轴上。在他心里,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是做好金融工作的一条“铁律”。他对本刊记者说,“老代表”最大的“新感受”,就是“新时代”要有“新使命”。

  建议修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

  周振海回忆,20世纪90年代,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成为当时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点之一。为确保取缔工作有法可依,1998年7月13日,国务院发布并实施《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以下简称《取缔办法》),对整治非法金融乱象,维护正常经济金融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随着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变革、金融产品的创新升级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取缔办法》已无法满足现实金融实践对法律制度的需求,为此他建议对《取缔办法》予以修改。

  “一是统筹监管资源,明晰职责,重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机制。”周振海建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银行业监督管理法》、《保险法》等法律,结合现行分业监管的体制,遵循功能监管、穿透式监管的基本原则,明确界定中国人民银行、银行保险及证券监管机构在取缔非法金融业务活动中的职责。同时,对取缔工作中地方政府以及公安部门、工商部门等相关职责进行明确界定,确保职责明晰,有效避免由于制度原因导致的取缔职责不清、协调不畅、监管真空等问题。

  二是结合金融实践,重新界定取缔对象。周振海表示,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不得无证经营或超范围经营。遵循设立金融机构、从事金融活动,必须依法接受准入管理的原则,他建议根据现行相关金融法律,依据分业监管制度,对取缔对象进行重新界定。通过概括和列举的方式,对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进行全面、详尽、规范的界定,便于监管主体与社会公众有效识别、准确定性各类非法金融活动,确保所有的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纳入取缔范围。

  三是建立健全取缔程序,规范取缔行为,提升取缔执法效能。“取缔程序是《取缔办法》的核心内容,是有序开展取缔工作的保障。”周振海建议,对取缔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程序进行全流程再造,明确具体操作流程,对立案、调查、认定、作出取缔决定、公告以及证据保全、资金控制、部门配合、债权债务清理等作出全面规定,为取缔工作高效有序开展提供程序保障。

  完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

  去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明确对问题金融机构接管、重组、撤销、破产处置程序和机制,推动问题金融机构有序退出。”而存款保险不仅是金融机构退出时的处置平台,也是维护金融稳定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存款保险改革的核心就是要建立市场化风险防范与处置机制。

  周振海坦言,根据《存款保险条例》,我国存款保险并不是单纯的“付款箱”,而是具有必要的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职能,但这一功能尚未得到有效发挥,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存款保险制度的有效性和金融风险防范的及时性。因此,有必要尽快完善存款保险早期纠正和风险处置功能。

  他进一步建议,健全完善《存款保险条例》配套制度体系,明确监管部门在早期纠正与风险处置环节的职责分工,完善风险最小化的模式体系,防范系统性风险,推动金融机构市场化退出机制的落实。

  “完善早期纠正与风险处置职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周振海随后谈到了“三个有利于”:

  有利于完善金融安全体系,成为当前监管体系的重要补充。“我国金融业实行分业经营、分业监管,银监会负责金融机构微观审慎监管,人民银行主要承担宏观审慎管理和‘最后贷款人’职能,对于金融机构的监管大多属于事后监管。存款保险制度出台以前,如果金融机构出现较大风险,只能被动提供资金。”周振海认为,《存款保险条例》的出台,尤其是风险最小化模式下的早期纠正与风险处置职能的发挥,是对当前以银监会为主的微观审慎监管的有力补充,填补了监管空白,利于事前监管与风险防范。

  有利于强化对投保机构的约束力,防范道德风险。周振海表示,由于存款保险作为一种对存款的保障制度,同样存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的道德风险。因此,存款保险制度首先要解决如何在道德风险与金融稳定之间取得平衡的问题,而早期纠正是实现两者平衡的一个重要选择。通过对投保机构潜在风险的及时识别和早期介入,能够有效遏制金融机构的逐利性和高风险性,促使投保机构加强自我约束,保持投资与经营的理性状态,控制高风险业务规模,做到金融风险早发现、少发生。

  有利于降低风险处置成本,实现风险最小化。金融风险具有系统性、传染性、扩大性的特点,会通过特定的传导机制以及金融市场参与者、媒体、社会公众的非理性情绪快速扩散和放大。如果问题投保机构的风险未能在最佳时间内处置,将会在金融体系中快速发酵,呈现出较强的风险溢出效应,加大纠正难度和处置成本。“早期纠正可以在第一时间对问题机构采取有效行动,避免错过最佳纠正时机。”周振海说道。

  设置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

  近年来,我国互联网金融迅速发展,在提升金融服务效率和普惠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也积累了一些问题和风险,例如有一个问题就是专业人才数量和职业素养与行业发展趋势存在差距。

  周振海认为,有必要设置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从行业入门关口严格防控金融风险,组织开展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评价工作,加强从业人员队伍职业化建设,形成政府监管、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长效机制,更好地促进互联网金融行业规范健康发展。

  在周振海看来,开展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既是防控互联网金融风险、促进互联网金融规范发展的有力举措,也是贯彻落实国家职业资格建设的现实需要。

  周振海提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于公布国家职业资格目录的通知》,建议由国家批准设置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逐步规范和提高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水平和专业技术能力;建议由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负责组织开展互联网金融从业人员职业资格评价工作,建立互联网金融从业机构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备案制度,牵头构建互联网金融行业从业人员、机构信息登记和披露平台等,保障从业机构稳健合规经营。

责任编辑:梁艳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