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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建议负起社会责任

访全国人大代表、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许锡龙

  “目标越来越明确,思路越来越清晰,措施越来越具体。”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许锡龙开门见山地,用三个递进的语句,与本刊记者分享了自己对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的“读后感”。

  3月7日,在广东代表团驻地首都大酒店,记者再次见到了这位务实、健谈的银行行长。这是许锡龙第三次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金融家》杂志的独家专访,少了一些客套的寒暄,多了很多坦率的交流。提及履行全国人大代表职责的5年感受,许锡龙似乎有着说不完的话语。

  从呼吁应对农民“贷款难、贷款贵”问题,到提出发展普惠金融关键要解决好制度错配;从建议在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中努力扩大改革受惠面,到呼吁“应尽快建立信息诈骗受害人资金‘快查快冻’和‘原路返还’机制”,再到今年对“进一步完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的关注,在担任十二届全国人大代表的5年中,有着三十五年农行工作经历、十余年直接从事“三农”金融工作的许锡龙,赴甘肃,到北京,至深圳,变化的是许锡龙不曾停歇的脚步,而不变的是他时刻聚焦经济社会改革发展、为更好服务国计民生建言献策的拳拳之心。

  在他每个建议的背后,是沉甸甸的社会责任。他告诉记者,比起议案和建议的数量,他更看重质量。因此,他始终坚持每年只提一个问题的原则,不追逐热点,不随波逐流,专注深入调研那些平时不引人注意而又意义深远的社会经济问题。正是秉承着如此态度,他在参政议政中所提出的深入思考和独到的见解,总是能让大家眼前一亮,发人深省。

  “坚持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

  许锡龙告诉记者,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他最关注的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的方向和希望。”他深有感触地谈道,在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后,李克强总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表述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这是一个化蛹成蝶的转型升级过程,既充满希望又伴随阵痛,既非常紧迫又艰巨复杂。要勇往直前,坚决闯过这个关口。’为什么总理要用这样充满诗意、接近文学的语言来描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意义非常深刻、又伴随着复杂矛盾的过程?”许锡龙思索片刻后坚定地告诉记者:“这正反映了中央政府和李克强总理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高度重视、坚定决心和责任担当。”

  对于未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许锡龙说他有两点希冀。一方面,希望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央政府一定要下定决心坚定不移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因为这里存在当前和长远、局部跟整体、当前政绩和历史担当的多重矛盾。从来没有哪一时刻像去年这样,社会达成了共识,政府也下定了决心,并且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部署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任务。因此希望即使今年形势可能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政府也一定要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下去。”另一方面,希望全社会能够增进共识。“政府的压力来自社会,希望人民群众能以更多的理解、更多的忍耐,支持政府把这件事情干到底。”透过许锡龙朴实的话语,传递出的是他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信心和对坚决支持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定力。

  “进一步完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

  今年,许锡龙带来了一份关于进一步完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的建议。

  何谓“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他介绍说,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是指特定类型的债权文书经公证机关公证后,在债务人及担保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时,债权人可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予以强制执行的司法强制执行制度。

  “这项制度早在1991年颁布的民事诉讼法中已有规定,在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中继续保留,但现实中执行效果并不理想。”采访中,他提供给记者一组数据:2015年全国法院新收各类执行案件416万件,其中,新收民商事执行案件350万件,占84.06%,而公证债权文书执行案件只有46516件,仅占比1.12%。“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面临着被束之高阁、弃之不用的境地。”许锡龙向记者表达了他的担忧。

  他告诉记者,进一步完善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 不仅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降低社会交易成本提升经济和社会效益,对于金融机构来说,也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随着中国经济从高速发展转向中高速发展,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连年上升。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在预防纠纷、快速实现债权方面的作用也日益凸显出来。“进一步完善这项制度,不仅可以使银行保护债权的成本降低,而且可以尽快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其最核心的价值就在于‘快’。”

  然而,强制执行公证从晦涩的法律条文变成行业惯例,还要迈过诸多制度上的屏障。许锡龙认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原因使公证债权文书强制执行制度未能得到广泛运用:首先,法律规范的位阶不高。除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中有原则性规定之外,到目前为止,对于该项制度做出较具体、较全面规定的只有2000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执行有关问题的联合通知》。第二,制度规范不够完善。《联合通知》仅有九个条文,内容单薄、言辞简略。特别是,《联合通知》没有关注到、也没有解决好公证机关与法院之间的工作职能分工问题,未就公证机关的受案范围、业务流程、法律效力等事项进行明确,也未就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部门的责权关系进一步规范。第三,《联合通知》规定较原则,适用范围较窄,操作性不强。一些现实中大量存在的金钱类给付内容的债权债务纠纷未纳入通知中,对于符合条件的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排斥诉权,以及什么情况可导致诉权回溯等,都缺乏明确的规定。“这些缺失导致在实践中法院内部常常出现审执部门推诿扯皮现象,各地法院甚至同一地区不同基层法院之间对待该规定的操作尺度也不一致,使得债权人运用该项法律制度的预期效果不明确,选择适用的意愿性不高。”

  对此,许锡龙建议从两方面进一步完善该项制度。“一方面,在暂时不能修订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先出台专门的司法解释,进一步提升该项制度的法律地位。另一方面,建议细化《公证程序规则》,明确公证机关签发公证债权文书的债务类型、适用条件、基本格式、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的核实方式、公证债权文书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的起算点等规范性内容,提高可操作性。”

  他进一步解释说,首先应明确公证机关与执行部门的工作协调机制,明确法院的立案、审判、执行等职能部门的责权关系。其次,应解决好实体法律类型特定化和程序法律规范系统化的问题。在内容或适用范围上,作出进一步的具体规定,明确强制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业务类型及适用范围;明确赋予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公证债权文书的不可诉性;完善法院受理、审查、执行公证债权文书的程序规则等。再次,为兼顾解决好债权人财产保全需求问题,对于申请人提出财产保全申请的,可比照仲裁制度操作模式,规定债权人向公证机关申请执行证书的同时,通过公证机关向法院递交保全申请,确保强制执行公证具有同等的司法保障效力。

责任编辑:韩胜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