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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为什么落地浙江?

  4月18日下午,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成立,标志着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正式在浙江落地!

  近19年前,也就是2003年9月18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农村信用社省(自治区、直辖市)联合社管理暂行规定》(银监发〔2003〕14号),将省联社职能定位为“经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授权,省联社承担对辖内农村信用社的管理、指导、协调和服务职能”。

  颇具巧合的是,浙江省农信联社是2004年4月18日组建的,距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挂牌整整18年,从“省联社”到“农商联合银行”,其注册资本从成立之初的10500万元到50.25亿元;资产总额从3949亿元到4.49万亿元(截至2022年3月末数据)。18年来,浙江农信既是农信社改革的践行者,也是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担当者,更是全国农信领域的引领者。《金融时报》记者注意到,此次浙江省联社改革方案是经国务院批准的,其被重视程度之高也是前所未有的。

  那么,此次全国深化农信社改革“第一单”为何落地浙江,18年来,浙江农信又是如何坚守定位,始终如一地践行支农支小职责,守正创新,让整个农信的肌体健康发展,《金融时报》记者基于多年采访浙江农信的所见、所闻、所感,分析并挖掘农信社改革的得失,透过“浙江模式”为中国农信社深化改革带来有益借鉴。

  始终不变的是“定力”

  2017年1月4日,《金融时报》记者第一次采访了刚刚上任不久的浙江省联社党委书记王小龙,他当时提出,“坚持‘三做三不做’(做小不做大、做实不做虚、做土不做洋),坚持做好‘小银行’”,同时,他认为,小法人机构应该专注做好本地的业务,而且,还要在具有一定情怀的前提下服务好本地的客户,过度追求利润最大化,追求融入资本市场的溢价,这些都可能导致金融服务的短板越来越严重。县域经济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基础,农信机构应该把县域作为发展的基地,成为县域最重要的金融组织。

  王小龙所说的“坚持做好‘小银行’”实质上就是一种“定力”,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定力”,让浙江农信的82家行社总体做到了可持续发展,让浙江的普惠金融服务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让区域金融生态更加健康有序。记者在浙江采访时看到,浙江农信的一些行社始终以服务“三农”和小微为己任,一些客户经理住在村子里,和村民同吃同住同行,“走千访万”,浙江农信已坚持了十多年,一些农商银行的董事长、行长都是身先士卒地蹲守在村镇,一些行社开展的团队建设活动就是到乡下做农活,与农户一起生产劳动,这些都锻造了一种独有的农信精神。

  在“2017中国普惠金融国际论坛”上,记者采访王小龙时,他再次表达了浙江农信的“定力”,他认为,金融是经济的血脉,大银行相当于人体的主动脉,小银行相当于毛细血管,没有这个毛细血管,就实现不了边边角角的普惠。浙江农信把服务挺在最前面,进一步提高了对金融业社会责任与公益属性的认识。

  坚持“服务第一,盈利第二”

  记者在2018年与王小龙的一次对话中谈及农信机构的发展原则,他认为,农信机构始终应该是“服务第一,盈利第二”。其实,如果一家县域农信机构把服务做好了,盈利不会很难,浙江农信的大部分行社盈利状况较好,但大部分都没有一味地扩张规模,追求利益最大化。

  王小龙同时提到德国储蓄银行的模式,事实上,德国储蓄银行经营目的并非利润最大化,而是兼顾盈利与社会责任,其成员银行拥有高度的自主权,在法律与财务上是完全独立的,按照商业原则运营,但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专注于区域发展与福利的最大化,原则上要求储蓄银行只能在自己的区域经营,在产品与服务等方面,储蓄银行之间共享统一的资源,最高效降低成本,同时成员间共享的庞大数据也优化了风险管理分析。王小龙坚持认为,盈利放在服务的后面,这才是理想的农信模式。

  要想做到“服务第一,盈利第二”,合理控制资本的驱动力是必要的。实际情况是,农信机构股权相对分散,这并不是绝对的不足,如果股权相对集中,则会导致大股东的影响力过大,这可能会偏离服务的初衷,而且,资本的逐利性可能也会严重影响农信机构履行其社会责任。浙江农信的行社股权结构没有一家存在股权超过10%的大股东,同时,在诸多农商银行纷纷走IPO上市的路径之时,浙江农信直到2021年,才有一家农商银行登陆资本市场。记者观察到,浙江农信的行社对引入股东设定了必要的“门槛”,这种“门槛”主要是股东要认可农信机构的经营理念,不能把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农商银行经营发展的唯一准则。

  坚守核心定位 做好“小法人、大平台”

  记者在研究浙江农信发展历程时发现,2012—2016年,浙江省农信系统在全省银行业利润大幅下降的背景下逆势而上,得益于其恪守“姓农、姓小、姓土”的核心定位,得益于其坚持管方向、管风险、管队伍、强服务的“三管一服务”的理念,得益于其专注做好普惠金融、倾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的执着探索。

  浙江在四个东部沿海省之中,经济特征鲜明,民营小微经济发达,经济的均衡性特征突出,由此,浙江农信的行社同样与其经济属性相匹配,相对来说也较为均衡,除了少数几家资产规模过千亿元,大部分行社规模适中,2/3的行社在相应的县域保持绝对市场第一的位置,这与其坚守“三姓”的定位有直接关联,这也同样令其恪守了县域法人地位的稳定。

  在化解风险方面,浙江农信充分发挥了省联社大平台的优势,如遇个别行社出现风险,省联社就会协调让经营较好的行社负责人充当“救火队长”,大手拉小手,纾困解难,让风险降到最低。同时,浙江呈现的情况是,越是经济相对薄弱的地区,农信机构在当地越强,这也符合农信机构的特征及责任使命。

  在具体经营层面,浙江农信始终秉承尊重行社自主权的原则,省联社坚持“三管一服务”的理念,把握好大方向,控制好风险,协同省内各行社的管理,做好平台化服务。尤其2019年,浙江农信联社在其成立15周年之际,提出建设全国一流社区银行的愿景以及发展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的战略,并且,在当年的年中工作会议上,又进一步提出以科技引领数字化转型,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战略做深做实。

  也就是在2019年,王小龙再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浙江农信所倡导的全方位普惠金融,应当是全覆盖、无死角的。实现这一目标,必须线上线下融合。一方面,要不断夯实线下的基础工程,全面融入社区治理;另一方面,要利用科技手段,形成以数字化为支撑的决策、管理和营销体系,解决成本和效率的问题。通过线上线下融合,全面连接每个家庭和有需求的小微企业,提供足额、便捷、便宜的服务。王小龙同时认为,浙江农信始终把数字化当作实现其目标的手段,其目标是更好地实施以人为核心的全方位普惠金融服务,并且令其更具有差异化竞争优势。

  记者了解的实际情况是,浙江省农信联社在科技建设上持续投入,信息科技水平在全国农信系统一直走在前列,其推进数字化改革的方式是,围绕大数据治理和应用,驱动决策、管理、市场营销三个方面的变革。要求各行社内部的决策层、管理层、执行层都要保持理念一致,协同推进,并采取先行先试、逐步推开、全面展开等几个步骤来实施。

  做好文化传承 赋能成员机构

  记者在采访浙江农信的行社过程中发现,各个行社的主要负责人风格特点各不相同,但其在浙江农信工作的时间都很长,可以说,浙江农信主要的管理层人员大部分都是来自内部培养,这其中还有不少“农信世家”,这说明,浙江农信非常注重干部的内部培养和选拔,同时,注重文化的传承。

  在近期的一次采访中,王小龙向记者表达了其对文化传承重要性的认识,他认为,农信机构根植县域,人员队伍大多来自本地,即使需要外部专业的人才,但还是要从自身培养出发,让农信的文化更好地传承下去。

  如果说文化传承是农信系统发展的重要内在驱动力,那么,赋能成员机构则是“省联社”改制为“农商联合银行”以后的重要责任定位。在浙江农商联合银行正式挂牌之际,该机构提出,不断增强省级服务功能,持续完善“小法人、大平台”管理服务体系,充分发挥省级大平台专业化、规模化、集约化优势,全面提升助力共同富裕的综合服务能力;不断抓牢风险背后“人”的因素,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完善风险防控机制,守牢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不断加快推进治理体制机制现代化,团结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力量和智慧,约束一切不利于发展的行为和做法,进一步厘清省县两级法人职责边界,加强县域法人机构“四自”能力建设,逐步建成“统分结合、管理科学、服务高效、稳健安全”的全国一流社区银行体系。

  可以说,浙江农商联合银行的诞生是深化农信社改革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吹响了新一轮农信社改革的号角。但无论各地区选择什么样的改革模式和路径,农信机构支农支小的定位不能动摇,省联社的平台赋能作用需要进一步强化,小法人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要大幅提升,只有这样,农信机构才能真正担当起服务乡村振兴与共同富裕的责任和使命。

责任编辑:韩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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