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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改革渐次“破冰”

 “一省一策”的农信社改革如何落地

  摘要:

  各省农信系统都在积极探索克服目前发展瓶颈的方式。这其中,关键是怎样以较低的改革成本解决问题,改革过程中又如何平衡好短期的风险化解与长期的业务转型、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在农信系统之外,各区域内的金融监管部门也应给予差异化的支持和引导,从外部治理角度确保改革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沿着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路径推进。

  随着去年底银保监会批复同意宁夏青铜峡农商银行开业,宁夏成为了全国第13个完成农信社改制工作的省市。2008年,原宁夏回族自治区联社和银川市联社合并组建黄河农商银行,通过对系统内19家法人机构的入股,该行实现了对全区农信机构的联营持股。在之后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下,官方信息显示,黄河农商银行系统现有法人机构20家,且是全区营业网点最多、分布最广、支农力度最大的地方金融机构;截至2021年6月末,黄河农商银行总资产达660.59亿元,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提升至11.23%,不良贷款率降至1.32%。

  作为全国首例省级联社改革试点,宁夏将省联社与省会城市农信联社合并成立农商银行、再控股管理其他农信机构的做法,在当时可谓“首创”。而在10多年后的今天,浙江、广东等地改革思路的逐渐清晰再次带动起业界对新时期农信社改革的热议。在农信社改革工作中,上述率先行动省份改革路径的依据是什么?银保监会近年来多次强调的“一省一策”又应如何落地?

  部分省份改革思路渐明

  进入2022年尚不足两个月,浙江、广东的农信社深化改革思路已愈发清晰。

  2022年1月24日,浙江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发布的《钱塘江金融港湾发展实施计划(2021-2025)》显示,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被纳入“重大改革清单”第一项,改革方案明确“推动将省农信联社改制为浙江农村商业联合银行,成为一家具有独立企业法人资格的地方性银行业金融机构”,并针对省内农信法人机构提出了健全完善治理机制、提升风险防范处置能力等要求。2月16日,已在港股上市的东莞农商银行发布公告称,该行与普宁农商银行的管理权从广东省联社整体移交至东莞市政府,同时东莞市政府委托东莞农商银行协助管理普宁农商银行。该公告同时明确,这一重要调整主要是为落实广东省农村中小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总体部署,推动东莞农商银行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打造在广东省领先、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优质农商银行集团。

  事实上,浙江、广东两省的农信社改革思路是有迹可循的。

  浙江农信多年来持续积极完善“小法人+大平台”模式,一方面坚持农信社县域法人地位和数量不变,并且较好地保持着2003年《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试点方案的通知》中确立的省、县两级管理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强化服务能力建设,探索解决农信社小法人发展过程中的规模不经济问题。《金融时报》记者在浙江采访时了解到,面对2011年至2015年省内陆续爆发资金链、担保链风险,浙江农信采取的是法人机构自主化险的方式,通过强化队伍建设,在化解和处置不良的基础上,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和定位,重塑了支农支小的业务结构。基于此,改制联合银行对浙江省联社而言成本较低,也能满足浙江农信系统通过增加业务资质来更好发挥大平台优势的需求。

  广东农信社改革则是逐步推开的。此前,深圳、广州、珠海3家农商银行已完成了与省联社的“脱钩”;与此同时,在广东省金融改革发展“十二五”规划中,“积极推进珠三角地区农商行通过资本合作、管理合作和业务合作方式,帮扶粤东西北联社,建立健全全省协调发展新机制”的引导下,珠三角地区的农商银行也已渐次参股了多家粤东西北的农信机构。据此,有业内专家认为,广东农信系统可能会形成多个农商银行集团并存的格局,“脱钩”的农商银行管理部分机构,省联社管理其他农信机构;而完成化险后,管理格局可能还会根据区域发展需要进行微调。

  农信社改革“破冰”背后

  除了改革沿革,上述农信系统改革路径形成的深层原因也很关键。

  相较于其他省份,浙江农信系统法人机构自身和所服务的县域经济都相对均衡且发展较好,加之当地“双链”风险较早显现,使得浙江农信所辖法人机构得以实现自我化险。记者采访过的恒信农商银行是该系统内改制较晚的机构之一。除了“双链”风险带来的影响之外,2014年前后经济增速放缓叠加环保要求持续收紧给当地传统产业带来的冲击,导致业务风险进一步暴露。在由合作银行向农商银行转制的过程中,该行充分利用省联社给予的支持和当地城区结构功能调整的契机,一方面紧抓化解存量风险,另一方面致力于打造社区银行,通过与街道、企业加强对接,调整业务流程,逐步实现了业务结构优化和服务质效提升。公开资料显示,到2019年8月底,恒信农商银行存贷款规模迅速突破300亿元,不良贷款率在一年内压降10余个百分点。得益于较早启动风险化解和坚持支农支小,截至2020年末,浙江农信不良贷款率为1.04%,拨备覆盖率为499.95%。有了县域法人机构的自主持续经营能力为前提,省联社改制才能更顺畅。

  由于机构和区域发展的不均衡,广东农信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改革路径。

  根据记者对2021年前后浙江农信机构总资产情况的统计,除了6家超过1000亿元的和两家低于100亿元的,其他法人机构资产规模均处于100亿元至1000亿元之间。而广东农信系统中,在最近一轮改制化险前的2017年,资产低于100亿元的有50多家,广州农商银行在当时的资产规模已超6000亿元。根据去年3季度财报,广东省资产规模超千亿的农商银行已有8家。资产质量同样差距较大——2017年9月末数据显示,粤东、粤西、粤北的机构不良率在5%以上,远高于珠三角地区机构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省内机构之间就自然形成了帮扶和化险的资本金来源。相对于财政出资帮助化险,由头部农商银行以较低成本收购股权,通过战略入股可以形成更有效的实际控制,有助于治理结构的改善;市场化手段也使得头部机构更有动力对其进行机制优化。此外,考虑到这些头部机构所服务区域的城镇化发展程度和经济结构,其管理权从省联社移交地市级政府可以让这些机构更好聚焦区域发展,形成对当地经济更有效的业务创新重点和服务方式。

  改革之路任重道远

  事实上,浙江和广东在制定农信社改革路径时都遵循了银保监会多次强调的“一省一策”,在把握机构定位的基础上,以较低的成本探索着重要问题的解决思路。宁夏黄河农商银行和陕西秦农银行也较好地借助了省会城市农信机构相较于其他法人机构在资产规模、经营效益等方面的优势,展开了有效的阶段性改革。

  自2001年11月张家港农商银行挂牌成立以来,我国新一轮农信改革已走过20年。在此过程中,出现了41家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的农信机构,与此同时,农信机构平均资产质量仍弱于银行机构整体水平,分化加剧;并且随着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同省内农信机构经营情况、发展潜力又各不相同。

  在去年各省区发布的《“十四五”金融业发展和改革规划》,很多省份都提及了农信社改革。例如,江西省提出支持农商银行扎根江西本土,坚守服务“三农”和小微企业,妥善化解风险,争取省联社改革列入全国试点;江苏省提出,要积极推进省农村信用联社改革,进一步强化服务功能,全面落实农村商业银行经营自主权;福建省则提到,要在保持县域法人地位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因地制宜稳步推进农信社改制工作。各省农信系统都在积极探索克服目前发展瓶颈的方式,但必须明确的是,按照特定模式进行改制并非改革的要义,更关键的是,现阶段各农信系统需要解决的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怎样以较低的改革成本解决问题,改革过程中又如何平衡好短期的风险化解与长期的业务转型、服务地方实体经济等方面的问题。在农信系统之外,各区域内的金融监管部门也应给予差异化的支持和引导,确保改革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沿着符合地方经济发展需要的路径推进。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