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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金融差异化监管机制得到强化

  随着县域金融差异化的生态逐步形成,针对不同地区和不同类型机构的差异化监管机制也在今年得到强化。

  在对农业发展银行和大中型商业银行提出“力争实现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高于本行各项贷款平均增速目标”的基础上,今年4月银保监会《关于2021年银行业保险业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通知》中明确,各银保监局要根据辖内信贷需求、城镇化进程等实际情况,因地制宜制定辖内法人机构普惠型涉农贷款增速的考核目标,在银行机构涉农信贷考核层面给予了差异化考量。在接近半年后的9月22日,银保监会又发布了《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相较于2014年原银监会发布的《关于印发商业银行监管评级内部指引的通知》,除了反映当前针对银行机构公司治理和数据治理的监管重点之外,新版《办法》考虑到不同类型及不同体量银行机构的风险特征,新增了权重为5%的“机构差异化要素”指标;另外,“盈利状况”指标权重降低5%的调整也包含了监管层对不同银行机构业务定位的关注。

  “目前,我国县域平均已有8.8家银行、55个服务网点;过去在县域主要是农村信用社和农业银行,现在大型银行、部分股份行和城商行都在县域设立了网点。”银保监会副主席肖远企在2021金融街论坛年会上公布的数据说明,从机构数量和分布角度看,我国县域金融服务差异化已有了较为充足的基础。不过,不同银行机构在不同地区的网点数量变化趋势需要关注。

  博智经邦基于银保监会的银行营业网点数据统计显示,在全国银行网点数量总体下降的背景下,截至2020年末,国有大型商业银行网点总量连续两年占比不断下降,而农商银行和城商银行占比均有所上升,其中农商银行网点数量在两年间更是增长了3854个。分四大区域看,国有大型银行对东北地区、东部地区的网点关停率较高,农商银行则在西部、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有较高的新设网点数量。这其实与不同类型机构在不同地区的业务开展模式相对应。其中,东北地区近几年人口外流较多,县域金融有效需求增速较缓,银行机构在金融科技迅速发展的背景下自然缺乏新增网点的动力;国有大行更多通过线上服务或地方政府所提供“白名单”等渠道对接县域金融需求,因而网点新设也主要发生在过去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不高的地区;而在其他类型银行下沉“掐尖”的压力下,农商银行必须进一步深耕农村市场,依托更多的下沉网点、通过纯线下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发掘并满足差异化客户群体的金融需求,才可能避免农信机构在县域金融市场的式微和县域金融服务的不足。在大行业务进一步向县域延伸和金融科技发展的趋势下,农商银行增设网点的布局已显示出落实差异化金融服务和发力增量市场的决心。

  我国一直有差异化金融监管的思路,而在深化普惠金融和大行下沉背景下,强化差异化监管的呼声更强了。从过去的存量市场竞争到现在的增量市场的开拓,一方面农信机构等涉农地方法人面对的潜在风险发生变化,他们必须重塑新客户群体的信用信息体系和金融意识;另一方面,网点增设和服务下沉让机构的综合资金成本进一步提高——两方面加起来推高了这一类机构的经营压力,可能会影响县域金融服务的有效性。从这个角度看,差异化监管不只是让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实现同质同类比较,更是让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关注到不同类型机构业务发展中所面对的瓶颈,例如当地农户金融素养不足、信用建设不到位甚至产业数字化水平较低、资产流通不畅等问题,并有针对性地进行资源配置和政策倾斜,才能真正实现县域经济与金融相互推动。

  回到差异化监管本身,《办法》提到在要采取有针对性监管措施和行动中落实差异化监管要求。事实上,现阶段不少农信机构在进行业务转型的同时还要化解存量风险,因此各地监管部门在进行具体监管过程中不能只看“存量”“余额”,而是应在充分认知当地小微主体有效金融需求特征的基础上,更多关注机构新增业务结构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的适配度,以更准确地判断不同金融机构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才能更好反作用于差异化县域金融生态的形成。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