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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微助弱进一步深化需完善针对性金融服务

  中国普惠金融研究院在前不久发布的《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2020)》中显示,包括微型企业、家庭企业、个体工商户、灵活就业者、家庭农场和农户等在内的,主要依赖个人或家庭拥有的劳动力生产资料和资本扩大经济生产活动的微弱经济体,是普惠金融推广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群体也需要被社会和金融重新认识和关注。

  2020年是《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的收官之年。近一年间,监管部门公布的数据信息展现了普惠金融近些年来的发展成就。根据《2019年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6月,我国基础金融服务可得性明显提升,迈出了消除金融排斥的第一步。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脱贫攻坚和金融服务下沉工作的助力下,借助终端、移动互联技术、便民服务点、助农取款服务点等代理模式,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到99.20%。面向“三农”、小微等重点群体,信贷等金融服务正逐步推进增量、扩面、降本、控险间的平衡发展。截至2019年底,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1.6万亿元,有贷款余额户数2100多万户,全年平均利率进一步下降至6.7%;涉农贷款余额则稳步增长到35.19万亿元。在政策引导下,通过单列信贷计划、授信尽职免责、内部考核激励等机制建设,不同类型机构正构建着普惠金融领域的差异化竞争态势,并不断探索、推出相应的创新产品和技术,进一步提升了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但也必须看到,普惠金融发展在实现可获得性提升的同时,仍面临着结构性问题和发展瓶颈。

  一方面,相对于中小企业,微弱经济体的信贷需求有待进一步得到满足。依据近几年的全国普查结果,微弱经济体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绝对比重。截至2018年底,我国微型企业占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活动法人单位数量的85.3%;截至2020年8月,有营业执照的个体户达8920万户,个体户就业人数占全国就业人数比例达20%。在涉农主体中,同样有相当一部分小农户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金融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即使已获得信贷支持,来自不同金融机构、存在时序错配的借款,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生产经营效率。另一方面,金融改革不断深化所产生的信用体系建设、担保和保险联动等机制确实推进了普惠金融发展,但使用效率低、难以持续和推广等问题仍然存在,大部分金融机构仍习惯于运用“循环用信、年度复审”的业务模式,在额度和放款方式等方面难以突破。从风控角度考虑,一定数额以上的贷款必须有传统抵质押物作保障,间接融资领域很难再有创新产生;而相对应的小额贷款,如何能实现在可获得性和单一机构贷款额度的突破,如何更有效地运用针对性创新机制,从重要性和发展潜力来看,更能成为未来普惠金融发展和金融扶微助弱的关键。

  面对这样的发展重点,监管考核指标可做出细化调整。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9-2020小微融资状况报告》中指出,在2019年,44.2%的小型企业存在融资需求,71.6%的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者存在融资需求,并且62.7%的融资需求在100万元以下。现阶段,对于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和小微主体的监管,各层级都是以单户1000万元作为普惠型的标准。这有效推进了小微金融的发展,但从银行业务层面仍无法避免贷款资源向1000万元内的相对大额客户倾斜。这也就是为什么,地方法人机构认为大型银行和股份制银行的业务下沉很大程度上挤占了其业务空间。出于对成本和盈利的考量,多数银行争夺“容易”的业务的行为无可厚非,但一边过度竞争、一边忽视微弱经济体的状况,又造成了普惠金融范畴内的供给结构不平衡。为了缓解这一新的不平衡并形成更有序的差异化服务体系,监管部门可进一步细化普惠金融的监管和考核指标,包括针对不同金融机构、不同贷款需求以及相应的服务可获得性、贷款不良率等都进行差别化的监管,能够引导机构突破目前的惯性思维,进一步下沉服务,真正形成针对微弱经济主体的创新服务方式。

  同时,创新机制的使用也应当继续被重视。尽管目前使用效率有限,但包括信用平台、担保保险联结机制、产权改革基础上的产品研发等创新机制思路的正确性,不可否认。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可投入的成本和资源不同,要想形成更充分的普惠金融竞争环境,进一步激发金融机构的服务深化和创新动力,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形成被广泛认可的风险分担机制是有必要的——这是创新机制的作用。对于这些投入大量精力和财力搭建的机制成果,各地区应当通过更广泛地吸纳渠道、提升其与金融机构服务需求的契合度来提升使用效率,并更广泛地对接金融服务资源,以形成服务微弱经济体的区域网络,才能更有效推动金融服务创新发展。

  站在过去推进普惠金融发展五年规划和“十四五”规划的十字路口,完善差异化监管考核和建立微弱经济需要的针对性金融生态服务体系,以实现普惠金融和扶微助弱的进一步深化。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