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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就业群体保障责任谁来负?

  近日,《人物》杂志刊发的一篇名为《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以下简称《外卖》)的报道引起热议,揭示了新就业形态下的权益保障问题。报道认为,外卖平台采用的算法,造成骑手成为交警部门数据背后的高危职业,从而使得平台算法一时成为社会关注热点,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对新就业群体工作生活状态的认知。而该外卖平台随后发布的一份声明,又涉及“派送延时”,进一步引发了“谁该为骑手工作现状及其就业保障买单”的思考。

  当今社会,新的职业形态不断涌现,特别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对职业技能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一点在我国体现得尤为突出——互联网平台正在催生出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并深刻影响着就业格局。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以新就业形态出现的平台企业员工达623万人,平台带动的就业人数约7800万人。相较于过去,新经济平台已成为“保就业”的重要载体。

  不过,在多种力量的推动下,新就业形态所要面对的权益保障问题也逐渐显现出来。应当如何平衡好效率与安全的关系?资本及其背后的算法是否侵害了骑手的权益?《外卖》一文所提出的问题有很积极的社会意义,但记者在采访后发现,部分讨论过多聚焦于资本、商户、骑手与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不利于新就业群体保障问题的真正解决。

  如何从技术的角度理解对外卖系统算法的质疑?记者围绕《外卖》一文涉及的算法及衍生问题,采访了就职于自动驾驶、电商、金融等行业的算法工程师和技术负责人。对于能否更多地将恶劣天气、电梯等待等可能影响送餐效率、进而影响骑手权益的外部因素纳入系统考虑范围的问题,几位受访者都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局部地区天气状况反馈类似于导航系统中交通事故的反馈机制,可以通过积累特殊场景下的数据,给出相对合理的送达时间;电梯等待因素也需要有足够的数据作支撑,以形成对每个小区或商业不同的解决方案。而最关键的路线设计和派单数量优化,则被认为是最难破解的。一位技术负责人告诉记者,算法在最初给出的派送时间和件数都是相对合理的,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单次派件数量有利于提升客户满意度,路线设计也考虑到了交通规则、恶劣天气等问题。但骑手个体存在差异,当部分骑手统筹能力较强或者选择以逆行、超速等方式超额完成送单任务后,这样的“优化”数据及其背后的行为就会被算法自动捕捉到,派送速度、件数递增以及新的路线规划在不知不觉中便完成了。从技术角度看外卖服务的算法优化难度也极高。一方面,算法在运行过程中的数据量极大,人工逐一甄别数据的合理性和有效性难以达到;另一方面,即使是在优化算法且派送要求恢复合理后,部分骑手的个人行为仍可能以同一路径重新影响算法结果,进而造成新的问题。

  这样看来,目前“弱AI”的现状导致了骑手群体的“囚徒困境”。对于骑手个体而言,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他们甘冒风险,以更快的速度、一次性送更多外卖;不规范行为下数据叠加形成更快、更多的派送要求,却不是骑手群体的最优解。从目前商业模式的角度看,多方之间的制衡关系同样令人无奈。除了骑手群体面临的困境之外,消费者是最初补贴机制下的获利方,但外卖派送的无序对社会造成的负面作用也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平台看似能够决定规则,但骑手、商家和消费者都可以对其构成制约。事实上,在不断增长的业务量和营收背后,头部外卖平台的业绩仍在盈亏平衡点上摇摆;为了实现行业垄断,平台之间的补贴大战从未停止过。与此同时,多数骑手并非外卖平台直接雇佣,而是来自撮合交易平台,外卖平台的行为规范和规则管理也不能形成硬约束。骑手如今感受到的权益受损绝不是一方造成的,这其中也没有绝对的得利者,各方因利益诉求形成了力量制衡,话语权较弱的一方往往就成为权益受影响最多的一方。

  当然,这其中外卖平台并非没有责任。从行业形成初期的行业补贴机制以及对骑手不规范行为采取的放任态度来看,外卖平台都难辞其咎。上述外卖平台发布的声明,在明确表示优化系统、预留弹性时间等措施之余,承诺将改进骑手奖励模式,从送单奖励转向综合考虑合理单量区间及安全指标的奖励。这或许能够解决部分矛盾,在算法之外,外卖平台对骑手群体收入绩效等管理机制的优化,例如增加保底收入、重新划分单量绩效区间等,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骑手的权益保障问题。

  除此之外,针对新就业群体保障问题,业界普遍认为法律和学术层面的界定和分类是基础,有了法律保障和不同群体的分类,针对性的管理和政策措施才能更精准有效,这一群体在提出基本权益诉求时也才有渠道。在金融服务层面,围绕新就业主体的信用体系建设、贷款支持平滑其日常收入以及相关保险的覆盖面和保障力度的提高,也能在很大程度上强化新就业群体的归属感和安全意识,这也是普惠金融下一阶段的重要发展目标之一。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