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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化解金融风险 扎实促进共同富裕

  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这次会议涉及两个重要议题,一个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另一个是“扎实促进共同富裕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防风险:“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

  此次会议听取了人民银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关于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做好金融稳定发展工作问题的汇报。这意味着“一行两会”、国家发改委、财政部承担着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监管责任,其中,央行已明确牵头负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守住风险底线,是一切金融工作的前提,也是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根本保障。会议指出,几年来,国务院金融委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推进工作,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攻坚战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守住了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有力维护了国家经济金融稳定和人民财产安全。一组数据可以有力说明这场攻坚战的成效:2017年至2020年处置银行业不良贷款超过之前12年总和;2017年以来,压降高风险影子银行业务20万亿元;2020年,房地产贷款增速8年来首次低于各项贷款增速;全国实际运营的互联网金融点对点借贷平台(P2P)网贷机构全部归零。

  会议强调,确保经济金融大局稳定,意义十分重大。要坚持底线思维,增强系统观念,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这意味着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工作仍将持续,这是一项长期工作。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张明表示:“三大攻坚战中,脱贫已经顺利实现目标,而防控金融风险与推进节能环保依然任重道远。当前,中国金融风险演进表现出新的特点,监管部门面临重大挑战。比如,面对地方国企产业债违约,如何在实现打破刚兑与防范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之间实现平衡。”

  会议提出,要夯实金融稳定的基础,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巩固经济恢复向好势头,以经济高质量发展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止在处置其他领域风险过程中引发次生金融风险。这一提法意味着要避免在处置非金融领域问题时出现金融风险。金融和实体经济相互依托,非金融领域的问题处理不当同样可能会引发金融风险。财信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超明表示,在下阶段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平衡中,稳增长的重要性前置了。

  对于处理好稳增长和防风险的关系,招联金融首席研究员、复旦大学金融研究院兼职研究员董希淼也提出,要注意避免两个错误倾向:一是“因噎废食”,只关注金融风险而忽视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如少数金融机构盲目抽贷、断贷;二是“鸵鸟效应”,只注重发展速度而无视金融风险的集聚,如部分地方政府在政绩锦标赛之下推高政府债务。

  促公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

  此次会议强调,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如何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在当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过程中,共同富裕的重要性不断上升。中共十九大报告在论述未来发展目标时提出,到2035年,“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的步伐”,到2050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随后,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明确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的目标,这样表述,在党的全会文件中还是第一次。对此,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表示:“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巩固我们前些年脱贫攻坚的成果,同时促进新型城镇化,通过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进而带动整体收入水平提高,走向共同富裕。所以把共同富裕取得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我觉得这也体现了我们的使命感和未来努力的方向。”

  政策的提出是渐进的,高质量发展仍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会议要求“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指出共同富裕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对象包括全体人民,内容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内涵并非平均主义和同步富裕,而是要“因地制宜探索有效路径,总结经验,逐步推开”。目前中央已在浙江建立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大学共享与发展研究院院长李实认为,从长远来看,在浙江建设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试验区,最终是为在全国推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探路。他也表示,浙江与其他地域面临的问题不同,发展基础不同,要注重研究改革推动所依赖的条件,发现改革进程中存在的问题,逐步形成全国层面可复制、可推广的成功经验。

  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发展过程,需要数代人不懈努力才能最终达成。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场所主任、研究员曾铮认为,关键要从权衡共同和富裕、协调公平和效率、规避外部性和失灵三个角度处理好政府功能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具体而言,“在共同富裕过程中,市场主导的高效生产是拓展收入的来源,市场作用决定了收入分配的结构性特征,市场价格机制推动了收入分配的传导,市场激励机制提升了国民收入的分配效率。然而,市场往往存在不完全竞争、信息不对称、主体要素禀赋差异、运行存在外部性等缺陷,导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存在市场失灵现象,需要政府通过营造公平市场环境、矫正要素配置失衡、实施二次分配调节、提供相关公共物品等政策手段予以弥补。当然,政策工具也有不足,存在政策干预的成本相对过高、有过度干预的倾向等问题。为此,必须有效完善市场机制和更好发挥政府功能,推动形成高质量、均衡、可持续的共同富裕。”

  会议还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并提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共同富裕的关键在于通过科学的公共政策改善分配,重点包括两方面。一是健全收入分配制度。国内最早提出三次分配理论的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创始院长厉以宁。在他看来,通过市场实现的收入分配,被称为“初次分配”;通过政府调节而进行的分配,被称为“再分配”;高收入人群在自愿的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形式对社会资源、财富进行再分配,可称为“三次分配”。二是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近年来,我国在推进养老、医疗、住房、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可及性上取得明显进展,下一步要重点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在水平和质量上的差距。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实现共同富裕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在做好困难群体兜底保障基础上,采取更公平有效的激励措施,引导老百姓勤劳致富,对此要从法治角度保护好人力资本,使依靠创新和勤劳获得合理回报,同时通过税收调节手段抑制非劳动的高收入,营造公平公正的个人发展环境。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研究员朱梦冰在谈及收入分配制度时认为,在再分配领域,加强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比如调节税收结构中重间接税、轻直接税的比例,增加公共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缩小社会保障制度的差异,加大对低收入人群和相对贫困人群的帮扶,在效率优先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地保障公平。“与此同时,发挥慈善和公益捐赠的力量,鼓励社会主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和企业自主自愿参与财富流动,最大程度地促进公平、缩小收入差距。”朱梦冰表示。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