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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斗争的基本经验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要用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中国共产党是在斗争中诞生、成长、壮大的政党,经过百年的奋斗洗礼,斗争精神早已融入党的血脉,贯穿于革命、建设和改革等各个时期。在百年伟大斗争的历程中形成的宝贵历史经验,是我们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战胜挑战、克服困难、化解风险、自我革命的精神力量。因此,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深入总结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斗争的基本经验,不断准确把握伟大斗争的基本规律,继而为夺取新征程上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汲取奋进的力量。

  坚持敢于斗争

  永葆顽强的斗争精神

  敢于斗争,根本在于看穿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因此,斗争是普遍存在的、永无止境的历史活动,回避斗争和放弃斗争就是放弃存在和发展的权利。纵览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在敌人频繁“剿共”围堵中、在西方世界的重重封锁中、在苏东剧变的惊世震荡中,始终做到不改本色、不变品格,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人面对风险挑战,始终保持旺盛的斗争精神,一直斗争不止,奋斗不息。

  革命时期,面对强权外敌敢于奋起反抗。“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是马克思作出的关于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压迫的重要判断。它表明,无产阶级只有通过政治斗争,解决政权问题,才能使无产阶级从根本上摆脱受奴役受压迫的命运,实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和成长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斗争哲学”作为根本指导原则,始终持之以恒地全方位、多角度坚持和弘扬斗争精神,并将其融入整个革命战争实践之中。1927年,在敌人镇压、屠杀的白色恐怖之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曾用“功在第一枪”高度概括了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而“第一枪”之功正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品格。后来,在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共产党更是清醒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不会因为我们的忍让和退缩,就会停止对我们的侵略的。因此,无论条件多么艰苦、形势多么险恶、战争多么残酷,中国共产党始终以顽强的斗争精神,带领全国人民赢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光辉典范。

  改革开放新时期,面对世界霸权敢于发声亮剑。面对霸凌行为,软弱退让换不来同情,只有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才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和人民根本利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大国竞争更加激烈,西方某些国家从政治、经济、军事、科技、贸易等方面,对我国进行全方位的围追堵截,步步紧逼。面对国际局势风云变幻、世界霸权严重挑衅的实际,习近平同志以超卓胆魄力倡“敢字当头”。他反复强调,“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习近平同志以政治家、战略家的智慧和魄力指挥了一系列扩大战略优势、维护国家权益的伟大斗争。在钓鱼岛问题上,针锋相对,宣布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实行常态化巡航,一举打破了日本多年来对钓鱼岛的所谓“实际控制”。在南海问题上,针对美菲上演的“南海仲裁”闹剧,立场鲜明,综合施策,斗争有理有据、有礼有节,使这个裁决成为废纸一张,成为“国际笑谈”。面对美方主动挑起、肆意升级的中美经贸摩擦,中国保持理性和克制,始终强调对贸易战我们不愿打、不怕打,坚决反制任何挑衅,并在后期面对美方的极限施压和霸凌行为,采取了有力的回应和反制措施。在中美高层战略对话中,面对美国不遵循国际外交规则、居高临下的态度,中国给予了坚决反击。这一系列伟大创举,充分展示出习近平同志非凡的战略眼光和伟大的斗争精神。同时也表明,在国际军事斗争和利益博弈中,尖端武器是威慑,先进技术是威慑,敢于斗争的精神和胆略也是一种威慑。做到了骨头要硬,敢于出击,敢战能胜,我们就能抵御改革开放新时期的惊涛骇浪,战胜艰难困苦,书写新的辉煌。

  实践证明,只有敢于斗争,坚决回击强暴强权,才能获取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以超卓胆魄战胜一个个貌似不可战胜的敌人,赢得一次次看似不可攻克的难关的重要经验,也是中国能够在更长时间内,免受大规模外敌侵略,被国际社会以尊重、平等的态度所对待的重要经验。中国共产党人这种勇于斗争、敢于胜利的精神特质,也必将继续在今天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和发展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坚持实事求是

  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

  “斗争是一门艺术”,它有其内在规律,需要实事求是地根据矛盾的不同形式特点来精准把握分寸火候,采取机动灵活变化策略。历史上,我们党在面对不同性质的风险矛盾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历来善于实事求是地选择恰当的斗争策略,以一流的斗争艺术赢得各方面事业的不断胜利。

  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斗争方向。在复杂事物的诸多矛盾中,取得支配地位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决定事物发展的方向和趋势的关键环节,也是斗争中必须抓住的重点。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在《矛盾论》中曾告诫全党:“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在这一指导思想下,我们党在斗争中始终根据主要矛盾的变化及时调整斗争方向。新中国成立初期,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们党紧紧抓住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紧紧抓住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时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有益探索。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紧紧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新时代,我们党紧紧抓住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进行斗争,并将这一斗争作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任务。显然,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等不同时期,我们党坚持用唯物辩证法来分析并根据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定不同阶段的斗争任务,从而使得党领导下的一切斗争都成为在正确方向指引下的有效斗争,避免了做虚功、走弯路。

  在斗争实践中,强调斗争要因主要矛盾变而变,根据主要矛盾实际调整斗争方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斗争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我们党制定斗争方针、实施斗争策略、赢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依据。

  坚持有理有利有节,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斗争是一门大学问。只有在实践中加强理性和智慧,加强对事态和形势的科学研判,善于发现斗争的要点、洞察斗争的要害,并因时因事因地合理选择斗争方式,才能做到有理、有利、有节。毛泽东同志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对待日本侵略者,毛泽东同志根据抗日战争中敌我双方力量比较和实力特点,创造性地采取“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等多种斗争方式,成了战场灵活指挥的典范。对待国民党顽固派,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灵活的斗争原则:一是自卫原则,二是胜利原则,三是休战原则,就是“有理、有利、有节”,这样“就能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就有争取时局走向好转的可能”。我们党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斗争策略的斗争哲学,是我们党制定斗争方针、实施作战指挥,战胜斗争的重要法宝。

  以暂时的让步,谋取斗争的最终胜利。斗争能不能取胜,涉及方方面面的因素。如果把斗争绝对化,割裂斗争和团结的关系,混淆斗争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就很容易导致在大是大非面前随波逐流,甚至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了方向。正是基于对斗争规律的辩证把握,中国共产党在斗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目的性原则。特别是在要不要斗争、和谁斗争、怎样斗争等斗争对象的选择和斗争策略的决策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始终以国家安全和以人民利益作为判断的根本价值标准,“既有斗争,也有妥协,既有斗争的勇气,也有斗争的艺术”。比如,在指导对美军事斗争实践中,毛泽东同志虽然将美国看作是最主要的敌人,但综合考虑,也不放弃与美可能的有利和解,从而确立了以谈判结束战争的对美军事斗争目标,把战争范围限制在了朝鲜半岛,这就避免了中美之间的全面战争。由此可见,在某种特定的情况和环境下,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而善于让步、善于妥协,恰恰是列宁曾指出的“为了更好地跃进而后退”所进行的一种战略谋划和战术决断,也是我们党在斗争中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运用策略的灵活性相结合的重要经验。

  实践证明,在伟大斗争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把握规律,强调斗争要因主要矛盾变而变,根据主要矛盾实际调整斗争方向,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斗争领域的具体运用,也是我们党制定斗争方针、实施斗争策略,赢得斗争胜利的根本依据。

  坚持底线思维

  防范重大的斗争风险

  底线思维的核心效用在于防范化解风险,而风险在本质上是问题和矛盾的表征,特别是在重大斗争风险背后,往往隐藏着重大矛盾和重大原则的冲突。面对这一冲突,必须准确判断斗争底线及原则立场。坚持底线思维,牢牢把握斗争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在大是大非面前、在重大原则问题上绝不让步,是中国共产党防范重大斗争风险的有力支撑,也是中国共产党赢得伟大斗争的有力保障。

  以充分的斗争准备坚持底线思维。在斗争中坚持底线思维,不仅仅是指不回避矛盾、不掩盖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常怀忧患意识和危机意识。在斗争越是发展前进、趋势向好的时候,越要善于以谨慎谦虚的态度从各种征兆中发现蕴藏在斗争中的重大风险。以充分的斗争准备坚持底线思维,已经成为我党我军战胜风险挑战、取得斗争胜利的重要策略方法。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同志更是反复强调:“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他用“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提醒全党同志,党的自我革命任重而道远,决不能有停一停、歇一歇的想法;用“五个凡是”,阐释了当前我国面临的五种“风险挑战”;用“五个绝不答应”和“五个必须”,表明了我国斗争所要坚持的方向、立场和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说,习近平同志在关键节点上抓住了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事实上,我们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斗争实践表明,只有坚持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才能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斗争主动权。

  以鲜明的斗争立场坚持底线思维。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定自己的立场,才能在斗争实践中把准正确的方向,实现“不畏浮云遮望眼”。共产党人的斗争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大方向就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动摇。因此,我们在斗争中建构的底线目标,说到底,都是围绕这个大方向进而划定的关乎党之安危、国之兴衰、民之苦乐的根本性诉求。比如,在事关党的基本路线的大是大非原则问题上,邓小平同志总是表现出坚定的原则性。他告诫全党:“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他强调指出:“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在原则性问题上,表现出坚定的立场。再比如,反腐败斗争。对于腐败分子,我们党历来的态度是疾恶如仇,“零容忍”,坚持有腐必惩,惩腐必严,除恶务尽,对腐败者绝无姑息纵容的空间。1932年5月,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因利用职权贪污财物、谋取私利、腐化堕落,被执行枪决,成为党的反腐败历史上第一个被判处死刑的“贪官”。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共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天津行署专员张子善因腐化堕落、侵占巨款,被判处死刑。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查处了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严重违纪违法案件。这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并不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而是要以斗争化解矛盾、以斗争坚守底线,从而捍卫党、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正是我们选择了为人民而斗争,才会有“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斗志昂扬”的良好局面。

  以恰当的斗争策略坚持底线思维。斗争策略是底线目标和实践结果之间的重要桥梁,是斗争精神得以在实践活动中具体展现的逻辑中介。中国共产党在面对不同性质的风险矛盾及其不同的发展阶段时,历来善于选择恰当的斗争策略,做到了底线的原则性和策略的灵活性之间的辩证统一。比如,“一国两制”方针,就在解决国家统一问题上充分体现了“原则性和灵活性、现实性和长远性、一致性和差异性”相统一的斗争策略。1982年9月,在关于香港问题的最高级别会谈上,中美两国领导人在香港主权问题上针锋相对。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及其抛出的“主权换治权”之说,邓小平立场很坚定,观点非常明确。他坚定地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但是,为了香港的繁荣和稳定,他又提出了“香港仍将实行资本主义,现行的许多适合的制度要保持”。这个既维护国家主权又维护香港稳定的“一国两制”方针,就是中国共产党以恰当的斗争策略坚持斗争底线的典范。

  实践证明,在斗争中应对重大风险挑战,需要审时度势、实事求是地来拟定斗争对策,从而更好地捍卫斗争底线。这绝不意味着斗争精神的丧失,而恰恰是斗争精神在实践中的智慧表达。显然,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经验正是在这种防范斗争风险实践的淬炼锻造中不断成型、完善的。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哲学博士]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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