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学术动态CURRENT AFFAIRS
学术动态 / 正文
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发展模式及其功能探析

  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是为应对国民党经济封锁及“剪刀差”现象,服务于战时状态下民众的生活需要及苏维埃政府的扩红运动、红军的物资和经费需要,其运行、管理和发展的过程中无不留下深深的“战时”烙印。在艰苦的革命战争年代,消费合作社作为农民的集体经济组织,“是党与农民群众的连锁”。它有效地联结了民众和苏维埃政府,使得民众、消费合作社、苏维埃政府三者在战时状态下形成良好互动关系,进而凝结成“三位一体”坚固的利益共同体。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领导消费合作社的过程中,与人民群众拧成一股强大的合力,共同为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和军事“围剿”而斗争。

  建立背景

  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的建立有其特定历史背景。当时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及不良商人的残酷剥削,不仅导致中央苏区工业品匮乏,还出现严重的“剪刀差”现象,对苏区的社会经济和民众生活造成不良影响。面对这种形势,苏维埃政府必须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因此,消费合作社作为抵制不良商人剥削、调节“剪刀差”的利器在中央苏区较为普遍地建立起来。

  (一)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苏维埃红色政权建立后,国民党不仅对苏区进行军事上的“围剿”,还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为使苏区“物质困乏,交通断绝,日久自行崩溃”,国民党“赣粤闽剿匪总部”于1932年8月颁发《封锁匪区纲要》,规定“凡属军用及日用一切物品,无论整批零贩,绝对的一律禁止输入”苏区,苏区物品亦禁止输出。1933年5月,为加紧封锁,断绝苏区接济,“俾易收肃清之效”,蒋介石在南昌行营颁发《封锁匪区办法》,对日用品和军用品的运输、囤积和购买进行严格限制,并在邮电、交通等方面对苏区进行严密封锁。同年6月,蒋介石在《剿匪战术的要点》中强调,“将匪区严密封锁,是我们最重要的战略”,“必须做到‘使敌无粒米勺水之接济,无蚍蚹蚊蚁之通报’的程度”。

  中央苏区主要生产米、茶、烟、纸、木、竹等农副产品,而盐、布及其他工业品则主要依赖区外输入。当时苏区最缺乏的就是食盐和火油,国民党便从这两种物品入手,专门出台《修正剿匪区内食盐火油公卖办法》,规定住户购买食盐与火油时,须持县政府发放的凭单,向指定之公卖分会购买。每人每日食盐以四钱至五钱为度,洋油则按人口之多少定其数量,十口以上为大户,每日不得过两斤,五口以上为中户,每日不得超过四两,不满五口者为小户,每日不得超过二两。在邻近苏区,每户每次购买食盐或火油,不得超过二日之需;距苏区较远亦不得超过十日之需。若把食盐、火油运到苏区,“予以枪决或严办”。

  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使得苏区内食盐、火油、西药等日用必需品奇缺,不仅对苏区民众日常生活带来不便,而且影响到红军的战斗力。据回忆,由于缺乏药品和布,红军负伤时,只好用光洋(银圆)来封住伤口,用南瓜瓤来敷伤口,用消毒后的被单来做敷料,这样简陋的治疗和包扎极容易造成伤口的感染,感染严重的不得不截肢,甚至死亡。在此背景下,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保障军民生活必需品的供给成为苏维埃的关键任务。

  (二)严重的“剪刀差”现象

  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一方面使得苏区工业品奇缺,价格飞涨;另一方面使得苏区农副产品无法输出,价格下跌。如闽西苏区的纸、木、烟等农副产品无法同从前一样往漳厦出口,为了换取生活必需品,民众只能将农副产品贱卖变现。1929年10月的《剪刀问题讲授大纲》指出:“城市工业品涨价,农村工业品跌价,两者之间价格相差日远,致城市和农村经济不能调和,所谓剪刀口一般越张越开,这就叫做剪刀现象”。

  随着前三次反“围剿”的胜利,中央苏区不断发展,国民党对其经济封锁愈加严密,“剪刀差”现象也愈加严重。以闽西才溪乡的食盐为例,毛泽东在《才溪乡调查》中指出,才溪乡1929年前盐每元10斤,至1932年夏贵至每元7斤,而到1933年每元1斤,1933年11月每元仅14两(老称16两为1斤);1929年前每人平均每月吃盐1斤,而到1933年11月每人每月只吃3两2钱,相当于暴动前5个人的家庭一个月吃盐5斤,到1933年11月只吃1斤。

  值得一提的是,不良商人的剥削也在相当程度上加重了“剪刀差”现象。1933年,毛泽东在《必须注意经济工作》一文中指出,1932年,江西万安、泰和两县的农民以5角钱1担谷的价格卖给商人,而不良商家运到赣州后卖到4块钱1担,赚了7倍;对于盐等工业品,不良商人也采用如出一辙的方法对民众进行剥削,如商人从梅县买盐1块钱7斤,运到苏区后,1块钱卖12两。可见,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为不良商家对苏区民众进行剥削提供了“绝佳时机”,两者叠加导致中央苏区严重的“剪刀差”现象,对苏区民众的生活造成不良影响。因此,打破国民党的经济封锁,消灭不良商人的投机剥削,消除严重的“剪刀差”现象,改善民众生活质量,成为中央苏区的当务之急。

  (三)消费合作社的建立

  闽西苏区较早注意到“剪刀差”现象。1929年9月,闽西特委发布第七号通告。这是一份专门关于“剪刀差”问题的文件,其中提出应对“剪刀差”的办法之一为“由县区政府经济委员会有计划地向群众宣传,并帮助奖励群众创造合作社,如生产合作社、消费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使农民卖米买货不为商人所剥削,而农村贮藏资本得以收集,使金融流通”。同年11月,闽西特委召开第一次扩大会议,明确指出解决“剪刀差”问题是目前闽西当务之急。在闽西特委倡导下,1929年11月,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成立,这是闽西苏区的第一个消费合作社。随后,才溪区消费合作社的创办经验在苏区各县推广,至1930年8月,闽西“每一区乡均设立消费合作社”。赣西南特委在1930年9月也提出“开办生产消费合作社”来应对“剪刀差”现象,至1931年9月,赣西南苏区也普遍设立合作社组织。1934年2月,中央苏区的消费合作社达到1140个,成为中央苏区各区各乡普遍的经济组织。

  发展模式

  1933年6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发布《发展合作社大纲》,指出消费合作社是“专门购买社员日常所必需的消费品,以廉价卖给社员消费,抵制奸商残酷剥削的一种群众经济组织”。经过不断实践和调整,消费合作社逐步形成一套规范化、制度化的发展模式。

  (一)组织系统

  1930年9月,闽西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通过《消费合作社章程》,规定闽西各级消费合作社的组织系统。(见图1)

  图1可见,闽西各级消费合作社所设部门及人员大体相似,各级合作社之间联系紧密,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1933年9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消费合作社章程》,对消费合作社内部组织——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和审查委员会的任期、职权等作出详细规定,规范了消费合作社的内部组织系统。(见表1)

  由表1可见,在民主集中制的根本组织原则上,社员大会、管理委员会与审查委员会各就其位、各司其职、相互监督与制约,共同构成消费合作社的组织体系。

  (二)运营模式

  消费合作社作为调节“剪刀差”的重要手段,其运营涉及多个环节。首先是资金的募集,充足的资金是购买民众所需商品的前提;其次是购买商品和售卖商品;最后是利润的分配,利润分配关系到合作社再运营问题。

  第一,资金的募集。以群众入股为主。如兴国县古林村消费合作社,最初是用打土豪留下的一百多块钱做本钱,可随着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和群众所需货物的增加,出现本金短缺问题,于是在1931年发动群众集股,每股5角钱,每户集5股,共集两百多股,股金一百多块。又如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创立时,发动群众八十余人加入合作社,以每股5角钱入股,筹集四十余元股金,同时借了一些公款,便成立起来。为了防止部分人操纵,合作社对于单个人的入股数及股金有所限制。1932年4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关于合作社暂行组织条例的决议》规定:“每个社员其入股之数目不能超过十股,每股金额不能超过五元”。另外,鉴于工农群众资金有限,一时可能筹不出足够的股金,《发展合作社大纲》提出采取分期的方式,如第一期募捐不够,再计划第二期,乃至继续到三、四、五、六等期,最后将各期募捐的数目汇总起来便可达到目标。

  第二,物资的采购。如前所述,由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苏区最缺乏的是日常所需的各种工业品,因此要多采购这一类物品。合作社采购员冒着生命危险,想尽办法从白区带回食盐、药品等急需紧缺的工业品,如化妆成卖柴的,买了盐藏在挑柴的竹杠里挑回;或是挑着夹底的粪桶进城,将食盐和药品藏在夹底挑回;发动群众赤脚进城,买雨鞋、袜子穿回。合作社还积极发动群众去白区采购物资,同时优待小商小贩,通过他们去寻找门路。但无论是通过哪种方式,“一次至多二、三挑,一挑也不过几十斤”。当时消费合作社在物资采购方面可谓是困难重重,采购人员为此付出诸多心血。

  第三,商品的售卖。最关键是价格的制定。1932年9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财政部发布《合作社工作纲要》,要求“合作社物价要比市场价格低一些,以抑平市场”,但也“不能过低致合作社亏本,将来不能与资本家斗争”。各消费合作社价格的制定虽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社员及红军家属购买商品的价格相较于普通民众有所优惠,如兴国县古林村消费合作社对于社员和红军家属实行九五折优待,非社员不减价,不过物价仍比市面上便宜20%。上杭县才溪区消费合作社的社员和红军家属享有优先购买权,商品价格也是按成本售与。

  第四,利润的分配。利润分配是否合理关系到消费合作社能否再运营和社员能否持续持股。为此,苏维埃政府发布多项文件,作出详细规定。(见表2)

  从表2可见,消费合作社利润分配方案不断完善,从公积金的比重可见苏维埃政府对消费合作社扩大营业较为重视,这也体现了苏维埃政府对消费合作社发展的长远考虑。此外,文化教育基金的设立体现了消费合作社不仅是一个商品交易的经济组织,还是文化教育组织,反映出苏维埃政府对群众文化教育的重视。

  (三)社员管理

  社员是消费合作社核心组成部分,对社员进行规范化管理是消费合作社的应有之义。

  第一,社员的加入与退出。社员的加入和退出均秉持自愿原则,但加入消费合作社有一定条件限制,主要是身份和成份上的限制。《消费合作社章程》明确规定:“本社社员以工农劳动群众为限,富农、资本家、商人及其他剥削者不得加入。”此外,就数量和程序而言,在合作社正式成立前,社员数量没有限制,准许自由加入,合作社成立后,新社员加入需经过社员大会通过。社员有主动退出的自由,但需向管理委员会提出申请,获得许可后方可退出,“但股金须三个月后退回”。

  第二,社员的权利与义务。社员作为合作社股东,享有一定的权利。社员享有短缺物品的优先购买权、价格上的折扣优惠以及利润分红,除此之外,“凡交足股金之社员,均有选举权、被选举权、表决权”。由全体社员组成的社员大会是社内最高组织,享有多项权利。权利与义务不可分割,社员除了出资集股外,还必须“为本社之直接消费者,都要向本社营业”。

  第三,社员的文化教育。加强对社员的文化教育,使社员了解革命战争形势及合作社创办的必要性是消费合作社一大任务。合作社将利润的10%用于教育基金,苏维埃政府还积极督促合作社建立各种组织,如俱乐部、列宁室、夜校、识字班、书报班等,以提升社员的政治水平和文化水平,进而投入到合作社事业和革命事业中去。不过,这一工作在实际执行中仍有许多不足,“各地合作社对于这一工作差不多完全忽略掉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上层政策制定与基层执行间存在落差。

  (四)发展壮大

  消费合作社从中央苏区的个别现象发展成为各区各乡的普遍事物,除了苏维埃政府政策扶持外,各区乡举行工作竞赛以及不断对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也是其不断发展壮大的“诀窍”。

  首先,政策扶持。各级苏维埃政府对消费合作社均大力扶持,“尽可能地给他们人力物力上的帮助”。根据《合作社工作纲要》,苏维埃政府对于合作社政策支持主要体现在:在税收及承租上,“政府给予合作社免税、减税及一切承租之优先权”;在货物流通及赊账上,如有货物被抢或是赊账欠款,政府帮忙催收;在宣传组织上,政府进行帮助;在买货及运输上,国家工厂商店及运输机关对合作社买货及运输有优先权及价格上的优惠。此外,政府还在经费上给予支持。毛泽东指出,1933年发行的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其中100万元供给红军作战,另外200万元借给合作社、粮食调剂局、对外贸易局做本钱。

  其次,工作竞赛。工作竞赛及冲锋精神也是促进合作社发展壮大的一个因素。《发展合作社大纲》中竞赛主要内容有,“买卖货物、发展社员、所获红利多少,以及娱乐品的设备,社员文化程度的增高等”,对于优胜者给予一定奖励,对于失败者实行一定惩罚。这种竞争氛围和奖惩机制,能激发各合作社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再次,树立典范。苏维埃政府在消费合作社中树立了一批典范,为其他合作社提供学习的范本。如1933年12月召开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选拔了五个模范消费合作社进行表彰。《红色中华》多次刊文表扬模范消费合作社,介绍先进经验,并号召大家学习,营造学习先进的氛围。

  最后,政治宣传与动员。政治动员是合作社建立发展的根本途径。只有进行广泛而深入的政治动员,耐心地向群众宣传解释,使群众意识到消费合作社的意义和必要性,通过贫农团、工会等群团组织进行自上而下的动员,营造热烈的氛围,才能让“广大的工农群众如潮水般的涌进合作社里来”,使消费合作社不断发展壮大。

  战时功能

  消费合作社的建立,不仅有助于消除国民党经济封锁带来的负面影响,缩小“剪刀差”现象,改善民众生活,还支援了革命战争的发展。

  (一)改善战时民众生活的“关键一环”

  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吴亮平指出:“在提高整个苏区经济状况和改善劳苦群众生活过程中,合作社的发展,无疑的是操[起]着极主要的作用。”消费合作社的建立及发展,对于改善战时经济环境、保障民众物资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消费合作社人员冒着生命危险与白区的商人进行商品交易,一方面将苏区农产品出口到白区;另一方面从白区运回苏区稀缺的工业品。这不仅有利于发展对外贸易,活跃苏区经济,还能有效突破国民党经济封锁,尽可能地减少经济封锁带来的不良影响,改善苏区经济环境,使国民党经济封锁策略失效。

  其次,消费合作社通过批量购买商品,减少了中间环节,降低了商品成本,减少了不法商人通过贱买贵卖对民众实行层层剥削的现象。不仅如此,消费合作社通过相对高价收购农产品,相对低价卖出工业品,有效地缩小了工、农产品之间的“剪刀差”现象,使物价相对平稳,经济环境相对稳定。

  最后,消费合作社通过收集购买及自己生产苏区稀缺物品,保障民众物资供给,并在价格上大幅低于市场价格。吴亮平指出:“极大部分的消费合作社是已经在群众日用品的供给上面,起了积极的作用。”毛泽东指出,上杭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自开设以来,没有间断过一时一刻供给社员群众以盐布等必需品”,供给群众的物品也比市价便宜一半。部分消费合作社,如瑞金壬田区消费合作社和上杭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还聘请医生,免费给社员和群众诊治。不间断供给与优惠价格满足了民众对生活必需品的需求,免费看病等福利措施便利了民众生活,进而提高民众生活质量。

  (二)支援革命战争的“储蓄罐”

  随着前三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国民党更加恐慌,遂倾巨大的人力物力对中央苏区发动第四、五次“围剿”。毛泽东指出:“革命战争是当前的中心任务,经济建设事业是为着它的,是环绕它的,是服从于它的。”吴亮平也强调:“在我们残酷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合作社应该在战争动员中起它应有的作用。”消费合作社的事业同样也服从和服务于革命战争,成为支援革命战争的“储蓄罐”。

  第一,各级消费合作社给予红军一定的经费支援。仅以《红色中华》的报道为例:1932年7月,中央工作人员消费合作社在经过社员讨论后,一致同意除按股分息及留一部分红利做基金外,捐赠大洋20元作为革命战争的经费。1933年4月,胜利县消费合作总社自觉将1932年所赚红利的2%,即大洋809.249元捐赠给苏维埃政府,转往前方的红军。1933年11月,江西省消费合作社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兴国、胜利的代表提出将合作社的利润提50%作为战争经费。1934年6月,苏维埃政府号召各消费合作社在两个月内从盈余中抽取5万元以及全体社员节省2万元来帮助战费,并呼吁各消费合作社在自愿的情况下将利润的部分或全部捐作战费。同年7月,兴国、胜利两县的消费合作社决定把半年的红利预计大洋7万余元全部捐给红军做战费。9月12日,中央国民经济部召集各县国民经济部部长及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提出合作社帮助红军战费问题,各县合作社主任踊跃认领,共计15.6万元。《红色中华》作为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不仅对这些事迹进行表扬,还号召其他合作社向其学习。可见,从1932年开始,由于国民党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红军作战经费逐渐紧张,开始号召消费合作社在自愿原则上捐献经费,而各消费合作社也确实在支援红军作战及筹集经费上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第二,消费合作社给予红军一定的物资支援。随着战争形势日渐严峻,红军物资也处于极度紧缺状态,特别是棉花、盐和军用材料等。各级消费合作社在满足群众需求基础上,也为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物资供应。这些物资不仅有从白区运回来的,也有自己生产制造的,如“瑞金各区乡合作社纷纷起来熬盐”。在1934年9月各县国民经济部部长及合作社主任联席会议上,各县消费合作社担任,每月卖给红军12000余斤食盐,以保证红军食盐供给。不仅如此,各级消费合作社还收购铜铁、办厂,在物资上支援革命战争。如瑞金的消费合作社收购了大量废铜烂铁和子弹壳,创办硝盐厂、石灰厂、草鞋厂、樟脑油加工厂等一批小工厂;东固消费合作社办炼铁厂、买白布自制绷带、为红军医院熬硝盐采草药。各级消费合作社形成合力,共同为前方作战的战士提供后勤物资保障。

  第三,消费合作社鼓励社员当红军,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红军队伍。在第四、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中,国共两党兵力悬殊,扩大红军成为当时极其迫切的任务。在清楚认识到革命形势后,各级消费合作社纷纷鼓动社员加入红军。1933年12月召开中央苏区消费合作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将扩大红军作为一项议程进行讨论,一部分代表当场认领扩大红军的任务,特别是瑞金、胜利、西江、石城等县的代表,两日内各代表认领数目计四百余人。1934年6月,苏维埃政府号召全苏区消费合作社在两个月中,“合作社员扩大红军1万名”。这表明消费合作社尽管不是扩红的主力军,但其在中央苏区后期为扩大红军也作出了一定贡献。

  第四,消费合作社优待红军家属,为红军解决除后顾之忧。红军家属在消费合作社购买商品享有优先购买权和价格上的折扣,此外,还有部分合作社开办红军家属商店,专门供给红军家属,并送货上门,帮助困难户解决实际问题。才溪区消费合作社还允许困难的红军家属赊账,赊一圩至三圩(五天为一圩)的还米、豆等均可,圩期未收清的,每年7月和10月两期收清。这些优待政策保障了红军家属的基本生活,为上前线打仗的红军解除了后顾之忧,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群众参军的意愿。

  (作者周雪香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张淑芬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9级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