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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产业链重构中的“中国+”

  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全球产业链的一次极端压力测试,也是某种程度上在全球范围内的供给侧改革。疫情的冲击展示了全球产业链分工体系的部分脆弱性,但也表明全球产业链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动态调整能力,在一些国家的供给能力受疫情冲击陷入停滞的同时,生产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被重新组织调配,确保全球整体上并没有因疫情而陷入一场短缺危机。其中,中国作为全球供应链第一大中枢快速修复,其韧性保证了全球供给的基本顺畅。中国出口增速也从3月触底到大幅反弹至今,成为2020年宏观层面上最为出人意料的增长。

  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四大方向

  新冠肺炎疫情将会加速上世纪90年代以来超级全球化周期的调整。现有的全球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基于经济效率原则的采购与运输物流体系,一旦关键环节断裂将面临巨大风险。疫情后,全球化的布局将适度考虑安全因素,以确保产业链的相对平稳。基于不同产业重要性和供需等特点,具体可能有四个方向的变化。

  (一)关键行业回归本土。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原材料、零配件、中间投入品尤其是医疗医药等产业的全球价值链,跨国公司可能会就此搬迁回本国,以形成政府和社会所要求的自主可控。事实上,医药行业的回归本土已经在推进中。2020年8月,日本经产省公布的首批获得政府补贴回归日本的企业中有40家即为医药、医疗设备等健康民生类企业。

  (二)区域合作深化,从离岸生产转向近岸、在岸生产。不少跨国公司开始质疑长距离供应链。为了避免未来再次遭遇类似风险,跨国公司的供应链系统会要求更加体现自主性和可控性,对实时生产模式和全球分散生产的态度变得更加保守,这样会使企业始终保持一定的生产剩余和配置上更加靠近国内。

  需要关注的是,事实上,2008年以来产业链的全球化已经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更多地被东亚的区域化深化所取代。从全球产业链参与度来看,虽然全球平均关税在2008年左右短暂回升后继续下降,产业链的全球分工程度并未回到增长的轨道。例如,对美国而言,尽管美国本土的制造业衰落,面临实体回不去的现实,但生产将转向成本稍高、对美国而言更便利的生产商——墨西哥、拉美等国家是完全可行的,也正在成为现实。2019年,美国从中国大陆的制造业进口减少17%,而从墨西哥的制造业进口量增加130亿美元。

  (三)分散化以增强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让不少发达国家认为:把供应链集中在一个国家是有很大风险的。一些供应链容易受突发事件影响全球价值链布局,就不可能像过去那样集中与某一区域,而极有可能是分散布局在全球各个主要国家。例如,东亚和东南亚供应链很有可能在形成以“中国+”为特点的分散化。短期内由于东南亚国家的整体工业能力偏弱,中游的转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已经向东南亚转移的服装鞋靴等劳动密集型会进一步加速。事实上,贸易流从中国大陆转移到其他亚洲东南亚国家或地区的趋势在2013年前后已经出现。

  (四)靠近市场、就地生产仍会起到锚定作用。相对于上述变化,相对变化较小的是跨国公司靠近市场、就地生产的布局。中国巨大的内需消费市场对于很多跨国公司仍然富有吸引力,也将对跨国公司的产业链布局起到强有力的锚定作用。因此可以判断,尽管不少劳动密集型行业已经并将继续向成本洼地的东南亚国家转移,但基于中国未来可见的全球第一大消费市场的潜力,即便是低端产业也不会完全转出。

  中国产业链的升级之路

  从增加值贸易来看,供给的视角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供应链中枢,并已经成为亚洲绝对的产业链中心,取代了2000年时日本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从进出口数据看,中国输出各大类工业品的金额占全球比重约在15%~30%,各类最终消费品比例较高,在30%左右,欧美进口的消费性制造业产品约一半来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从全球工业品的出口分布看,主要用于直接消费和固定资本形成的机械及运输设备和杂项产品(主要是各类消费品)接近半数由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出口,由中国大陆出口的部分分别达到了16.8%和26.4%,而主要作为中间产品投入各行业生产的化学品或相关产品和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分别有7%和18.2%的出口由中国贡献。

  从在全球价值链所处的位置来看,过去的30年中国的产业升级描绘出了一条完美的微笑曲线(见图1)。1990年至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前,中国以两头在外的方式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劳动密集环节,分工位置快速向具有比较优势的下游走。加入WTO带来了中国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快速提升,但分工位置并无明显变化,更多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广度和量级的变化。关键的变化发生在2008年前后,此后中国产业链明显开始向更高阶的中上游攀爬。过去5年,中国的通用工业机械、纺织品等的显性比较优势均在上升。全球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分工位置变迁也显示,过去10年中,中国大陆、中国台湾、韩国、马来西亚是分工位置走向上游最为明显、产业升级最为确定的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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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来看,中国参与全球产业链的方式,正在朝着简单产业链全产业链化结合部分下游低附加值环节转出,较复杂产业链趋向区域化,极复杂产业链仍然延续全球化的格局。在劳动密集型环节,中国的比较优势从2013年前后开始明显下降,服装鞋靴箱包家具等行业的产业转移早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前就已经发生。在较复杂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化工、机械等领域,以中间品贸易来衡量,中国与东亚的主要经济体形成了紧密的分工关系(见图2)。因此,东亚构成了中国产业链供给方的基本盘。此次《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重大意义就在于终于将事实上已经形成紧密产业关联的中日韩三国纳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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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RCEP看“中国+”的发展趋势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之前,中国对东盟长期处于贸易差额,2012年之后中国对东盟出口转为顺差, 此后东盟的排名不断提升,2019年东盟跃升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见图3)。东盟整体的国际产业分工位置与中国较为类似。贸易流向的变化背后是中国与东盟的分工关系的深刻变迁以及“中国+”网络分工体系的深化。

  

  数据资料

  分国别来看,中国对东盟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对越南、新加坡的顺差扩大,对马来西亚和泰国的逆差缩小,而对菲律宾的逆差转为顺差。如果从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一级分类看,贸易差额转为顺差主要归因于第6大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和第8大类杂项制品顺差扩大,而第5大类化工产品和第7大类机械与运输设备逆差转为顺差。进一步看二级分类,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的顺差主要由65纺织品、67钢铁和69未另列明金属制品贡献,中国对东盟越来越多出口工业中间品,这是“中国+”东盟产业分工关系的直接映射。机械电子与运输设备的逆差转为顺差,是由于机械、运输设备的顺差超过了电子类的逆差(主要是电子中间品,特别是77类中的半导体(776的子类),贡献了绝大部分的电子类逆差),杂项制品中主要是最终消费品,顺差相对均匀,但值得注意的是2015年以后,87仪器仪表转为逆差,而82家具、84服装、83箱包、85鞋靴的顺差普遍减少,这背后反映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贸易转移。中美贸易摩擦进一步强化了东盟在其中的桥梁作用。具体而言,东盟在纺织服装、电子设备、电气设备的对美出口上替代中国的同时,大量增加了对中国纺织材料,电子、电气设备零部件的进口。在东盟所有国家中,越南作为“中国+”的结点意义尤为显著。

  可以看到,越南在一些下游贸易品上正在边际取代中国大陆的优势。但与此同时,越南出口也更加依赖中国大陆的产业链,越南出口也为中国大陆带来间接的国内增加值。越南纺织、电子等产业大量出口的下游产品生产离不开中间品的大量进口,这其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重不断增大。例如,电子零部件进口自中国大陆的比重由2004年的7.1%增长到2014年的31.6%,使越南出口中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大大增加。数据上看,2005年至2015年,随着越南后向参与度的提高,越南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占比不断下降,而越南出口中的外国增加值中来自中国大陆的比例不断增长。这两点原因在越南贸易快速增长的背景下,为中国大陆贡献了大量贸易增加值。10年间越南出口增长了320%,国内增加值增长了265%;而中国大陆在其中获得的增加值增长了1104%,这使得2015年越南每从出口中获得1美元增加值,中国大陆就获得25美分。

  从越南出口中的海外增加值(FVA)的国家来源拆分看,六成来自中国大陆、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五个经济体。2005年至2015年,越南FVA比率(后向参与度)增长部分全部由中国大陆贡献,来自中国大陆的增加值占越南出口比例从4.92%增长到了14.11%,韩国的份额也从3.24%增长到了5.06%。考虑到2019年之前韩国对越南的直接投资远多于中国大陆,可以看出中国大陆中间产品的竞争力(同生态位)。

  中国出口数据的变化也印证了以中国的中间品为纽带“中国+”模式的日渐成熟。最为典型的是,中国在纺织业与下游服装行业的比较优势呈现此消彼长的趋势。服装产业的劳动密集程度较高,中国的比较优势自1995年以来就在持续降低。而纺织业整体的比较优势稳中有升,特别是纺织业中依赖化纤产业的人造织物等细分贸易品比较优势还在稳步提升中。2015年以来纺服业和纺织业的出口呈反向背离,且2018年以来背离明显放大。这意味着,尽管纺织纺服产业的产业转移将呈现下游服装产业转出、但中游纺织业的出口反而得到增强。纺织服装的典型案例表明,与东南亚国家相比,中国在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中游领域集聚的优势是“中国+”模式得以成立的基础,也使得我们能够分享产业转移中的增加值部分。

  中国在亚太地区产业链供给和需求双方面的枢纽地位进一步强化了“中国+”的稳定性。从亚太地区各国间的产业关联看,日本、韩国、中国台湾、马来西亚、新加坡均处于中国大陆的上游,中国大陆又处于越南的上游。2005年至2015年,中国大陆同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的后向关联显著加深,越南的后向关联主要同韩国和中国大陆显著加深,尤其是中国大陆。也就是从产业链的供给与需求双方向上,中国是联通亚太产业链上分工关系的核心枢纽。围绕着中国大陆,亚太形成了一个密如蛛网的分工结构。

  “中国+”不等同于雁阵模式的逻辑

  根本上来说,日本主导的“雁行模式”是在垂直分工的基础上,通过外商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两个主要链条的有机结合来实现边际性产业梯次转移的,而“中国+”则是垂直分工与横向专业化混合。因此产业转出虽然在形式上有一定相似性,但与其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雁头大于雁身。中国大陆作为产业转出方,人口和经济体量远大于产业承接国。日本的雁阵模式是一亿人口国家向十几亿人口国家的产业转移,是典型的雁头小、雁身大。而中国自身是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体量远远超过了周边的东盟国家,雁头大、雁身小,承接国的产能差距巨大。这一方面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完全转出,同态竞争长期存在,“中国+”在长期内是垂直分工和横向分工的混合;另一方面,小型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建立较全面产业链的难度更大。

  (二) 头雁与雁群梯次差距不大。中国大陆作为转出的主体是发展中经济体,与参与产业承接的大部分国家发展差距并不大。这导致长期看产业转移的势能稀缺,动能仅可能产生在发展差距较大的转出国与承接国之间,这也是越南足够突出的原因,它同中国大陆的发展差距足够大,且并未大到缺乏承接产业转移能力的程度。

  (三) 中国大陆面临的是一个人口红利青黄不接的世界。全球具备真正意义上可融入全球产业链(综合考虑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的人口红利国家屈指可数。这与日本当年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这进一步限制了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出的空间。在印度具备大规模承接产业转移的能力之前,这一状况不会得到大的改善。目前印度仍处在持续的贸易逆差状态中,印度承接的产业转移主要是服务本土,对全球产业链影响相对较小。

  (四)中国大陆的产业转移相对于发展路径是滞后的。日本早在上世纪60年代重化工业尚就开启了产业转移,而中国大陆重工业发展较为充分时才开始低端制造业的产业转出。这得益于中国大陆丰厚的人口红利渐次释放,确保了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绝对工资水平与相对成本水平(绝对成本/劳动生产率)之都处于较低水平,得以同时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和重化工业长期保持有比较优势。如中国大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在1991年已超过印度,但制造业工资水平是在16年后的2007年超过印度,而直到2018年,中国大陆0.21的相对成本水平仍低于印度的0.27,更远低于越南的0.41。(作者单位:华创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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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

  从目前来看,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地位并非必然下降。首先,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跃居世界第一且产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备,其他新兴市场较难大量承接相关产能的转移,已出现产业空心化的发达国家短期内也无法承接。此外,中国正在成长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贴近最终消费市场生产和销售,仍将是外国企业的重要商业选择。外商投资企业从主要在中国组装生产再向外销售,转向在中国生产并直接向中国销售。其次,我国疫情传播基本被阻断,公共卫生相对安全,复苏前景相对确定,因此中国仍将是投资者的热土。再次,市场有一些关于外国政府拟资助本国企业回迁或者外迁的传闻,其真实性和有效性存疑。原因包括三方面:其一,疫情给全球经济造成重创,企业缺乏增加投资的积极性;其二,仅仅负担企业的一次性迁址成本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产业配套、基础设施建设和市场开拓等费用;其三,这次疫情恐难以让发达国家从市场经济回到计划经济、从金融开放回到资本管制时代。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袁佳:

  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多元化和区域化并不意味着“去中国化”,相反未来中国作为亚洲产业链价值链的核心地位有望进一步巩固,而且中国也是全球产业链多元化的重要目的地之一。原因有以下几方面:第一,制度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之所以能够有力推进,根本原因是党的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发挥了无可比拟的重要作用。作为全球产业链的重要环节,中国成功地复工复产不仅对国内经济恢复有着重要作用,也展现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强大韧性以及相对其他市场的制造优势,体现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强大生命力和显著优越性。

  第二,市场优势。中国拥有巨大的市场潜力和规模,未来外资在华企业可能会尽量把面向中国市场的全产业链放在中国。即便跨国公司出于多元化考虑,存在转出部分产能的可能,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市场规模和潜力,未来中国依然会是跨国公司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产业链大规模外移的可能性很小。中国美国商会发布的2020年《美国企业在中国白皮书》显示,多数美国企业认为,中国国内消费和日益庞大且富裕的中等收入群体崛起带来的增长是它们发展的最大机遇,持续性经济和市场改革是第二大机遇,因此尽管面临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部分负面因素,大多数美国企业并没有离开中国的打算,不少企业还计划扩大对华投资。中国欧盟商会与罗兰贝格咨询公司发布的《中国欧盟商会商业信心调查2020》显示,中国市场对大多数在华欧盟企业有着强烈吸引力,超六成受访者表示中国仍是其前三大投资目的地之一。而且,部分尚未在中国投资建厂的企业,出于分散风险、扩大市场规模等考虑,也可能来华开拓商机,助推中国产业转型升级。中国欧盟商会调查报告显示,有74%的欧洲受访企业表明愿意将其最新的技术带到中国,以支持它们在中国的销售以及市场的扩张。

  第三,劳动力数量质量、生产效率、配套基础设施等优势。尽管中国劳动力成本提高,但却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庞大的熟练劳动力群体,且电力、运输等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要远高于东南亚等潜在产业链搬迁地。同时,中国制造业基础扎实雄厚,产业链集群优势明显,制造业生产效率显著高于绝大多数新兴经济体,2018年越南制造业人均产出略高于1万美元,而中国为2.7万美元。此外,随着中国经济金融开放程度日益提高,营商环境不断改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产业链供应链专业化程度和产业集群效应将不断增强,对跨国公司的吸引力将日益增强。

  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周建军:

  因应全球产业链可能的调整,中国有必要着眼于当下和长远,坚持底线思维、沉着应对,从防范和化解产业链风险、提升本土企业的学习创新能力、产业链技术更加自主可控、产业链社会基础更加包容等角度,发挥产业政策、产业集群、大企业和公共投资的积极作用,提升本土企业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筑牢中国产业链的基础,助力全球产业链的平稳运行。简而言之,理想的中国产业链应该更加自主、安全、创新、竞合与包容。

  从当下和短期来看,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才能维护产业链平稳运行。第一,中国企业既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化解,也要做好产业链风险的防范。这包括增加备货、储备中间品库存、当下投资项目的风险评估等。对一些重要的产业或领域,即使短期内本土企业的技术能力无法提升,也要做到有备份或替补能力。第二,提升中国企业的产业链供应链管理能力,加强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资源管理。对于自身领先的产业和技术的海外投资经营活动、知识产权输出,要善于运用并加强管理,维护中国企业的整体利益。第三,发挥产业集群和大企业在产业链中的引领作用,帮扶中小企业共渡难关。有能力的企业可以探索更加积极的订单或采购模式,以缓解产业链其他企业的订单不足等问题,防止经营困难的连锁反应。第四,积极发挥公共投资和国有企业的“反周期”调节角色,熨平产业链波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产业和领域,国有企业应做好投资方向研判和可能的项目储备,通过“挤入效应”带动更多投资。第五,着眼于战略性产业和领域,产业政策有必要加大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共性技术难题等薄弱环节的投入力度,引导和支持本土企业瞄准产业链短板和价值链中高端进行生产研发。政府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竞争前阶段(Pre-Competition)的研发投入,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下市场经济国家的通行做法。美国政府在研发方面的总体投入(既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也包括开发和试验),更是长期以来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

  预计后疫情时代的大概率事件是,跨国公司将选择“1+N”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布局,即中国仍是世界生产中心的“1”,同时以其他N个国家和地区作为备份中心。这种全球产业链的重构,一方面是市场驱动的理性选择,不等于“去中国化”;另一方面是全球市场在中长期的渐进演化。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