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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金融资源区域流动分析

  金融资源包括金融体系的资金资源、人力资源、机构资源、政策资源等,是推动区域发展的生产要素和重要依托,也是区域竞争的直接对象和区域竞争力的显性结果。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优化金融资源跨区域流动,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是构建双循环发展格局的题中之义,是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的必然要求,对于协调发展的京津冀区域来说,更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表现结果

  理论上说,金融资源区域流动是双向的,既有区域的金融资源流入,又有区域的金融资源流出,二者相抵,就是该区域的净流入或净流出。一般认为,净流入区域是受益地区,净流出区域是受损地区。从实践上看,由于我国缺乏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统计数据,目前还难以直接计算不同区域全部金融资源(包括资金、人员、机构等)的流入流出情况,但可以利用现有统计数据,间接、近似地评估不同区域的金融资源流出流入即损益情况。现有能够反映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指标,银行业是“存贷比”,证券业是“证券融资额”,保险业是“赔付率”。为讨论方便,本文重点用银行业存贷比指标来分析金融资源区域流动问题。

  存贷比是银行业贷款余额占存款余额的比例。区域存贷比高,表明该区域存款的更多部分就地转换成了贷款,甚至吸引了域外信贷资金;反之,则表明该区域存款更多地流失域外。我国不同区域存贷比差距较大,大致反映出在金融资源流动中不同区域的损益差距。

  理论界和银行业有一种观点,认为区域存贷比有很多不可比因素。本文认为,影响区域存贷比可比性的因素主要有下列三项,但区域存贷比总体上是可比的。

  (一)剥离、核销不良贷款。1999年,我国成立了4家专门经营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的资产管理公司,2000年剥离了四大国有商业银行1.4万亿元不良贷款,2004年至2005年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剥离,2008年农行又剥离了6289亿元,总额逾3万亿元。这种“剥离”必然会降低存贷比。据测算,第二次剥离使全国存贷比降低6个百分点、其中河北降低9.7个百分点。近几年,银行业又进行了新一轮剥离和核销。剥离、核销因素对本区域存贷比的纵向比较影响较大,对区域间横向比较影响较小。随着贷款总规模的逐步扩大,剥离、核销额度所占比重也在逐渐降低,这一因素将日益淡化。

  (二)统借统还贷款。全国性大型企业集团(如铁路、石化、电力、通信)一般实行高度集中的财务管理体制,贷款由企业总部向商业银行总行统借统还、分配给驻在各省(市、区)的所属企业使用,造成各省(市、区)部分企业贷款未纳入统计。2009年6月末,商业银行总行直贷余额17765亿元,占全部贷款余额的4.5%。同时,各总行尚有直存总额20221亿元,总行直营存贷比87.8%。此类贷款总规模较小,地域分布差距较为固定,对区域存贷比的纵、横比较影响不大。但这一因素对北京市存贷比影响较大:北京市2018年末商业银行分行存贷比仅34.4%,加上总行统借统还贷款后高达63.7%。

  (三)异地贷款。区域内银行发放区域外贷款,如某银行北京分行发放河北省域贷款,河北分行发放京津区域贷款,统计上表现为该区域虚增贷款余额而域内企业并未使用到信贷资金;区域内企业接受区域外银行贷款,则表现为域内企业使用了信贷资金而统计上不反映贷款余额——这两种异地贷款的情况都会造成区域实际存贷比的不真实。由于信贷政策、监管限制、经营成本和管理半径的制约,跨区域尤其是跨省域贷款总量较小。实际工作中,一般跨市县贷款多,跨省域贷款少;银行少的区域接受区域外贷款多,银行多的区域接受的则少。河北由于银行业机构较少,且环京津,许多驻京银行直接发放河北区域贷款,河北接受的京津区域银行贷款应该大于省内银行外放京津区域的贷款。河北省企业实际使用的贷款应该多于目前的银行业统计数额,对河北省银行业存贷比的横向比较会有较小影响,但对纵向比较影响不大。

  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诱因

  金融资源的跨区域流动,看似纷乱,实则有序。影响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三项:

  (一)经济基础——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这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正向因子,也是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最主要动力。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金融,区域金融资源的规模、结构主要受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除去北京、上海(直接融资较多且集中了全国性商业银行总行、企业集团总部的大量存款)等特殊区域,一般来说,由于金融资源的逐利性,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就越会引来更多的金融资源——区域存贷比、存融比(当年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相当于年末存款余额的比例)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2010年至2018年间,河北GDP增速居全国31个省(市、区)倒数第五,相应地2019年末存贷比居倒数第四、存融比居倒数第十。表明河北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对金融资源的吸纳和承接能力不足;而金融对经济又有巨大的反作用,缺乏金融资源的支持又进一步制约着区域经济的发展。

  (二)资金价格——利率水平。这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另一个正向因子。在计划经济时期,各类资金价格由政府定价,金融资源的区域流动只能“跑部钱进”。目前,我国基本实现了利率市场化,利率水平的高低日益成为影响金融资源区域流动的主要推动力量。遗憾的是,有的地方、企业对此认识不清,舍不得对紧俏的金融资源“出高价”,对市场决定的“高利率”妖魔化,坐视大量的金融资源流失到高利率地区。实际上,用市场价(所谓“高价”)吸引资金,与优惠条件吸引客商投资是一个道理,一些人还不习惯于在利率市场化条件下,常态化吸引金融资源。

  (三)金融环境——不良资产率。这是影响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反向因子。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防控金融风险是金融业三大任务之一。信贷风险是商业银行的最主要风险,不良贷款率是评价商业银行信贷风险的最主要指标。除了对不良贷款客户采取综合限制措施之外,商业银行还往往对不良贷款率高的地区采取区域限批、抬高门槛等信贷限制措施,区域存贷比与不良贷款率高度负相关,这是市场机制配置金融资源的必然结果。由于不良贷款率对存贷比的影响有一定的滞后效应,本文选取各省(市、区)2014年末不良贷款率与2019年末存贷比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具有明显的负相关关系。

  全国视角下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流动的特征与问题

  京津冀区域是我国重要的核心经济区,京、津、冀三地也是各具特色、经济落差较大的区域,反映在金融资源流动上同样呈现出自身特点。总体看,相对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乃至全国,京津冀区域呈现出“三低两多一少一高”的困局,即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融资产出效能较低、贷款质量较低、银行存款资金流出较多、银行同业资金流出较多、企业直接融资较少、资金成本较高,与京津冀作为全国最发达三大经济区之一的地位不相称,与京津冀协调发展国家战略的要求不相称,与金融业服务实体经济,防范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的要求不相称,必须深入分析,正确认识,找准症结,尽快改观。

  (一)京津冀区域主要是津冀两地经济发展水平较低。2020年初,国家统计局统一核定了2019年各省(市、区)GDP数据,有7个省(市、区)GDP总额比上年调减了0.4%至25.0%,京津冀区域占了两个,其中,天津调减了25.0%,河北调减了2.5%。而长三角的沪苏浙三省市、珠三角的粤桂琼三省区均未调减。2019年,京津冀区域GDP8.5万亿元,仅相当于沪苏浙的47%、粤桂琼的70%;名义增速比上年降低0.7%,大大低于全国10.1%和沪苏浙10.3%、粤桂琼9.6%的增速。就京津冀区域内部看,扣除北京2019年GDP增长16.7%的因素后,津冀GDP降低了10.2%,成为经济塌陷“重灾区”。

  即使扣除2019年GDP统计调整的因素,2015年至2018年期间,京津冀区域增速因素也是低于全国、低于长三角、珠三角区域的。统计表明:2015年至2018年京津冀区域GDP年均增速6.4%,低于全国6.7%和沪苏浙7.2%、粤桂琼7.2%的水平。

  (二)京津冀区域融资产出效能较低。“融资产出效能”是指单位社会融资规模支撑的GDP,或者说单位GDP需要的社会融资规模。每1元GDP所需要的社会融资规模越低,表明融资产出效能越高,对金融资源的吸引力越高。从2019年GDP与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年末银行贷款余额的比较看,京津冀区域每1元GDP需要社融增量0.31元,高于全国0.26元和沪苏浙0.27元、粤桂琼0.27元的水平;需要银行贷款2.33元,大大高于全国1.60元和沪苏浙1.67元、粤桂琼1.55元的水平,表明京津冀区域对金融资源的利用效率有待提高。

  (三)京津冀区域主要是津冀两地贷款质量较低。近几年,天津、河北不良贷款率上升较多,由2015年末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上升为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9年末,津冀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均超过2.2%,均高于全国2.02%和沪苏浙0.97%、粤桂琼1.46%的水平。

  (四)京津冀区域银行存款资金流出较多。2019年,末京津冀区域存款余额27.7万亿元,贷款余额19.7万亿元,存贷差高达8万亿元,存贷比只有71.2%,低于全国80.0%和沪苏浙80.3%、粤桂琼76.0%的水平。按全国存贷比80.0%的平均水平计算,京津冀区域少投放贷款2.4万亿元,是我国最大的银行资金流出区域。在京津冀区域中,北京、河北流出银行资金较多,天津流入银行资金较多。

  (五)京津冀区域主要是津冀两地银行同业融入资金较少。银行同业融资包括同业拆借、发行同业存单等方面,具有单笔金额大、合同约束强、市场化程度高等特点。由于京津冀区域存贷比较低,银行业拥有较多的富余资金,在同业拆借市场上必然主要是拆出业务;由于同业拆借市场数据获得的便利性限制,本文重点分析京津冀区域“银行同业存单”发行情况。有关统计表明:津冀两地银行同业存单发行规模较小、期限较短、利率较高,表明两地银行融入同业资金较少、成本较高。

  (六)京津冀区域主要是津冀两地直接融资较少。两地从股市、债市等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较少,对传统商业银行贷款的依赖度较高,不利于构建发达的资本市场,不利于金融资源的市场化配置,也不利于培育大量优质的市场主体。

  1、从股票市场看:2019年,津冀两地上市公司通过首发、增发途径从股市募集股权资金仅260亿元,仅占全国的2.8%,大大低于2019年两地GDP占全国5.0%的水平。津冀两地2019年股市募资额仅相当于2019年贷款增量7760亿元的3.4%,大大低于全国5.6%的水平;全年IPO企业只有4家,占全国203家首发上市公司的2%,表明两地股市融资发展滞后。

  2、从债券市场看:2019年,津冀两地企业通过一般公司债、一般企业债、私募债、短融、超短融、中票、定向工具等途径从债市募集债券资金4177亿元,仅占全国的4.5%,低于2019年两地GDP占全国5.0%的水平,更大大低于江苏、浙江、广东的发债规模。

  (七)京津冀区域主要是津冀两地资金成本较高。利率是资金的价格,区域利率水平的高低,是资金供求状况(短缺程度)、区域发展水平、社会信用环境、企业财务负担的综合反映。从指标可比、数据可获得的AAA企业债券利率、1年期银行同业存单利率、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3个维度观察,京津冀区域资金利率水平较高,实体经济财务负担较重。

  1、从AAA企业债券利率看:理论上AAA企业是可比的,AAA企业的债券利率也应该是可比的,应该维持大体一致的发行利率。2019年,津冀两地分别为3.82%、4.48%,均明显高于全国3.59%和沪苏浙3.31%、粤桂琼3.53%的水平。

  2、从1年期银行同业存单利率看:同类银行同期限(1年期)同业存单的发行利率是可比的。2019年津冀两地城商行1年期同业存单加权利率为3.40%,均高于全国3.31%和沪苏浙3.25%、粤桂琼3.39%的水平;天津两家农商行加权利率为3.46%(河北农商行居然没有发行同业存单),高于全国3.37%和沪苏浙3.28%、粤桂琼3.25%的水平。

  3、从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利率看:普惠小微企业贷款是指单户1000万元及以下的小微企业贷款及其业主个人经营性贷款。2019年,津冀两地银行业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平均利率为6.11%,高于全国5.94%和沪苏浙5.27%、粤桂琼5.11%的水平。

  加大京津冀区域金融资源流入的政策建议

  在利率市场化、区域一体化的过程中,哪个区域认识了规律、抓住了机遇、完善了政策,哪个区域便能够吸引更多的金融资源,实现较快发展。就金融资源流入较少的京津冀区域来说,努力打造“两高一低(发展水平高、资金价格高、坏账水平低)”的区域经济金融环境,是引导金融资源流入、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一)提高区域协同发展水平。栽好梧桐树,凤凰自飞来。加快发展是吸引金融资源流入的最根本途径和基础性因素。同时,没有较高的发展水平,也难以支撑较高的资金价格,难以保持良好的金融环境,形不成吸引资金流入的利率高地。京津冀区域尤其是津冀两地今后的发展面临着严峻的环境压力,必须迎难而上,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现高质量发展。

  1、积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把握好京津冀三省市的战略定位和历史机遇,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加快雄安新区建设,调整优化京津冀城市布局和空间结构,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在区域良性互动中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

  2、实现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把京津冀压减过剩产能的减法做成加法,把品种、质量、效益搞上去,把产业链拉长,把国内国际市场拓宽,把落后产能变成先进产能,实现减量增效;把发展新兴产业的加法做成乘法,大力支持成长性好的企业破解土地、资金、标准、市场、发展环境等难题,促其跨越式发展。

  3、抓好重点项目建设。有好项目、大项目就会有金融的支持,京津冀区域应在“十四五”期间谋划、建设一批战略性大项目,形成吸引金融资源流入的载体和平台。

  4、扎实推进国企改革。京津冀区域国有经济比重较高,国企改革任务较重,国企改革的问题解决不好,银行对企业的支持就会受限。银行发放国有企业尤其是政府平台贷款,面临着政策限制、企业改制、领导调整、财政平衡等风险。如上世纪90年代河北省国有纺织系统通过改制甩掉了大量的银行债务,同时,也失去了银行的信任和支持,至今难以得到较快发展。应通过国企改革,使企业成为银行放心支持的经济实体和市场主体。对不宜改制的垄断性国企和政府平台,政府则应积极担当起最终出资人和债务人的职责。

  5、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京津冀区域要带头、全面落实国家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加大土地、财政、金融、市场准入、政府采购、公共服务等扶持力度,进行营商环境评价,形成大量吸引、消纳金融资源的优质市场主体。许多民营企业是企业界的“未成年人”,对其存在着的立项、占地、环保等问题,应及时纠偏、呵护、正名,尽快完善有关手续,消除吸引金融资源的障碍;确实达不到合规条件的要及时清理、退出,不能让其长期“带病运营”。

  6、扩大京津冀区域内外开放。京津冀三地要打开城门,以开放引项目、以项目引资金、以资金引银行,尤其要加大金融开放力度,吸引更多的境内外金融机构来天津、河北设立分支机构,建设培训基地、客服中心、后台基地等,尤其是使河北在吸引金融资源方面得享“近水楼台”之利,在京津冀区域率先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二)打造利率高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为金融资源如何在区域间流动指明了方向。利率市场化之后,在同等风险、期限条件下,资金必然流向高价区域。换句话说,哪里的利率高,资金就会流向哪里。实际上,商业银行总行乃至分行一直就是按照不同客户贷款利率的高低安排审贷和出账顺序的。为诱导更多金融资源流入京津冀区域,一是要打破幻想。摒弃“找关系”“捡便宜”的计划经济思维定式,自觉接受金融市场上自发形成的资金价格,争取资金,为我所用。二是要提高效益。打铁还要自身硬,要通过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加强管理、扩大销售等途径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自身经济效益不好是支持不了较高的资金价格的。三是提高效率。银企双方要共同努力,提高“请款”效率,缩短资金申请—用款周期。尤其是在金融资源总体紧缺的大背景下,资金使用方不要在资金价格上过于计较,以免错失机遇,贻误发展大局。京津冀区域果真形成了全国的“利率高地”,资金供求形势便会发生逆转,存贷比便可逐步提高,发债便可更加顺利,建成金融资源竞相流入的“资金洼地”也就为期不远了。

  (三)降低不良资产。要深刻认识到,区域内各级各类金融机构都是地方GDP的创造者和纳税人,要把金融业真正当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委、政府要强化金融风险属地处置责任,把清收不良贷款、优化金融环境当作区域的重大责任,像抓税收一样抓清收,帮助银行业金融机构解决不良资产这个最大的“后顾之忧”。

  1、建设区域良好金融生态。进一步落实加强金融生态环境建设的有关政策,细化考评指标,纳入政绩考核体系,每年对区域内各市、县进行信用评级,创建一批“金融生态市、县”,支持商业银行将信贷投放与各地金融生态挂钩,打造诚信京津冀。

  2、下大力控制区域不良贷款率。目前,天津、河北银行业不良贷款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在疫情冲击、中美贸易摩擦、环保压力、去产能和经济下行的前提下,不良贷款反弹压力进一步加大。要采取行政、法律、经济等综合措施,打一场清收化解不良贷款攻坚战,以实际行动取信于区域内外的金融机构,换得更多的信贷支持。

  3、严打恶意逃废债。要像严打刑事犯罪一样,依法严打恶意逃废债行为。借鉴国际经验,以身份证件管理为核心,对恶意逃废债的企业主和责任人实行联合制裁,在一切需出示身份证件的地方给予消费限制、全面“封杀”。认真落实《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禁止拒不偿还债务的被执行人乘坐飞机、买房购车、旅游度假、高档娱乐等高消费活动,企业不得列支高消费费用,形成守信光荣、逃债可耻的大气候。

  4、创新不良资产清收机制。各级政府应与银行协商,将政府帮助清收额或直接“购买”不良贷款额与银行新增贷款额挂钩,银行应承诺加倍放贷。邯郸银行在实践中探索了“财政还债—银行放贷—企业增盈—财税增收”的不良贷款清收模式,值得借鉴。建议各级财政认真算账,着眼于长远和大局,主动与有关银行对接,共同化解区域不良贷款,使京津冀成为全国金融资源最安全的区域,成为金融资源竞相流入的“首善之区”。

  京津冀金融资源区域流动问题,事关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事关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顺利实施,事关国际国内双循环格局的畅通构建。只要我们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尊重规律,尊重市场,因势利导,多措并举,就一定能够达致资源涌流、效益提升、协同发展、和谐共赢的良性互动局面。

  (作者系邯郸银行党委书记、董事长)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