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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经济成就背后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逻辑

  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来,开辟了伟大道路、创造了伟大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载入了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共产党建党之初就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建党原则,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开创独具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成功模式,直接形成一个由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个变量耦合构成的内在逻辑体系。

  马克思主义政党逻辑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当今世界各国政党已经是政治经济生活的核心力量。西方国家是先有现代国家,后有政党制度,政党制度在议会运行过程中逐渐产生。中国则是先有阶级政党产生发展,后有现代国家的建立。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是阶级的组织,是有阶级属性的,是阶级斗争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一定阶级的利益代表,只有共产主义政党领导才能代表和实现人民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组织,是资产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的工具,它维护有利于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秩序和社会利益。1848年《共产党宣言》正式出版,成为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的第一份完整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提出无产阶级必须“组成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一个自觉的阶级政党”,全面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特点、方法策略和奋斗目标等理论原理,为共产主义政党确立了思想源泉。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列宁的政党学说为无产阶级政党建党立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遵循。列宁指出,“无产阶级的基本经济利益只能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代替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革命来满足,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国家政权的一切政治经济工作都由工人阶级觉悟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在列宁政党理论指导下,苏联开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全面领导政治与经济实践的划时代篇章,为包括中国在内后发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邓小平总结指出,“列宁有个完整的建党的学说,正是因为列宁建立了那么一个好的党,才能取得十月革命的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赶超发展中国家政党领导经济现代化是一种普遍的政治现象

  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欧美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先后实现了以产业革命为标志的早发“内源性”经济现代化,这些国家占据了工业革命、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等现代化发展的领先优势和条件,并不存在寻求领土完整和民族独立的外部压力,民主政治和民族主权基本同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和先发国家对外侵略与扩张,导致世界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及其与生产关系深刻的矛盾运动,推动了以工人阶级和其他劳苦大众为新的文明载体的现代化因素和现代化诉求的不断成长。中国现代化理论化研究的开创者罗荣渠指出,“国家的作用首先表现在它作为民族国家主权的体现者,在唤醒民族自觉、促进和维护国家统一与政治稳定方面所起的关键作用上,而这正是现代经济增长所必需的一个前提条件。”前苏联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现代化属于典型“后发外源型”道路,这些国家大多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应对内忧外患,维护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成为现代化转型的政治前提。“早发内源型”和“后发外源型”的现代化转型差异,决定了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依赖路径的截然不同,要求相应的政治发展类型及政治实践机制与之相适应,领导型政党的成立及发展历史性地成为后发国家国家构建和现代化发展的政治前提。

  亨廷顿研究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经验后发现:“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同有强大的政党的政治体系相比,在没有强有力政党的政治体系中,更容易出现暴乱、骚动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不安定。”由此亨廷顿为发展中国家开出的药方是,强大政党的主导下(权威),实现政治安定(秩序)和经济进步(发展),即著名的“权威—秩序—发展”模式。

  政党之所以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现代化中的作用如此重要,是因为早期现代化中,新经济因素的成长是缓慢的,后发的外源型现代化不能等待这样漫长的自发性变革。社会主义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种适合的发展方式,它产生强大的凝聚力,加速经济增长,靠国家的力量推动现代化。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A·巴兰研究发现:“从二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的比较看,尽管以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为标志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需要改革,但是不去改革和完善这个制度,而是放弃这个制度,转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则是更大的失败,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化并不能导致社会的进步和现代化。”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历史文化基因是中华文明的绵延不断,物质基础是现代化经济的生成扩张。现代化尽管是各国和地区发展的共同趋势,但现代化的模式却千差万别,只有找到适合本国国情、有利于本国发展的道路,才能在现代化过程中取得瞩目的成功。中国近代社会大转变是由众多内外因素交织而成的极其复杂的大过程,其轨迹是“衰败化——半边缘化——革命化——现代化”的“四重奏”,“通过长期的革命化的重组过程,缓慢地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任何一个政党想要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构建现代化国家,必须完成以下基本任务:一是将政党打造成强有力的领导集体,使“政党”取代“民族”成为现代国家构建的核心主体。二是构建统一的制度框架,为现代国家提供依托平台。三是消解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张力,在个体权利和集体决策之间寻求合理平衡。正是近代中国政党背负的历史使命,促使任何一个政党都将自己定义为社会转型和现代国家构建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领导毫无意外地成为现代国家政治和经济构建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条件。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和建设的探索进程中逐渐形成理论逻辑

  中国革命先驱孙中山成功领导辛亥革命后,中国仍面临军阀混战和外强环伺的险恶政治环境,在经历多次政治挫折过程中,深入思考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逐渐形成以党建国治国的思想理论:“要改造国家,非有很大力量的政党,是做不成功的”,“国家必有政党,一切政治始能发达”,“若无政党,则民权不能发达,不能维持国家,亦不能谋人民之幸福,民受其毒,国受其害,是故无政党国家,国家有腐败,民权有失败之患”,“党的作用有三。一以养成多数政治上之智识,而使人民有对于政治上之兴味;二组织政党内阁,执行其政策;三监督或左右政府,以使政治之不滥乎正规”。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同受苏俄治党治国模式的影响,在近代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建构的历史进程中,都历史性选择了“以党建国治国”的路径。

  “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86页)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称,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1922年,党的二大制定出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最高纲领是 “建立工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最高纲领与最低纲领的有机结合,制定若干有机相连的适合于每个历史阶段的党的最低纲领,通过每个最低纲领的实现而渐次达到党的最高纲领的最终实现,贯穿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直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工作的重要方式方法和基本经验。

  1939年至1940年年初,毛泽东经过大量创造性理论思考后,形成新民主主义治党建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关于党的领导和国家建设的理论体系。他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指出:“中国革命的终极的前途,不是资本主义的,而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样两重认为的领导,都是肩负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双肩之上,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任何革命都不能成功。”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新民主主义所以“新”,因为它是共产党领导的,以社会主义为前途的,“中国无产阶级、农民阶级、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已经形成一个伟大的独立的政治力量”;新民主主义经济中,“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中国的经济,一定要走‘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的路,决不能是‘少数人所得而私’,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计民生’,决不能建立欧美式的资本主义社会,也决不能还是旧的半封建社会”。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阐发的新民主主义思想和理论,指明了“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绘制出政治上自由、经济上繁荣、文化上先进的现代化新中国宏伟蓝图。

  实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人民群众展开了声势浩大的减租减息和大生产运动等经济社会发展政策。至1945年中国七大召开前夕,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120万经验丰富的党员;建立了19个解放区,95万平方公里的后方基地,7500万人口的群众基础;边区农民大部分做到“耕三余一”,部分做到“耕一余一”,敌后根据地人民和军队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这些促进经济发展的做法,巩固和支持了敌后长期战争,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同时培养出一批专业从事经济工作的党员干部。

  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毛泽东首次提出了“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建立“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大工业归国家所有,允许不能操纵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报告中构建出的中国“现代化社会”的蓝图,初步回答了中国怎样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课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的建国纲领。

  随着三年解放战争快速进展接近胜利,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中国共产党由延安时期、西柏坡时期的局部执政转向全国执政,由以革命为中心真正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49年6月,毛泽东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强调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些阶级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我们现在的任务是要强化人民的国家机器,借以巩固国防和保护人民利益。以此为条件,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这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1949年10月1日,人民民主专政性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诞生,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1956年党的八大召开前,中国共产党领导新中国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建立起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全面开启中华民族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纪元。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形成系统的实践逻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大制度优势,“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全面提高党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是我们政治制度的优势;有利于集思广益、凝聚共识,有利于调动各方、形成合力”。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从传统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到创造性进入到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形成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体系,开始进入新时代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发展阶段。

  第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和实现更广大人民群众在经济现代化中的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创立以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始终以“人民性”指引着党的政策制定、执行和实现的全过程。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经济现代化实践中,注重协调处理好人民的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关系。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以中华民族长远发展为出发点,发挥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调动集体性力量和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增进国家综合国力;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现代化建设也在最大程度上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激发社会各阶层人民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第二,牢牢抓住主要矛盾,增强在复杂环境中经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政治纲领、发展战略和具体规划,都是在发展外部环境剖析,国家内、外部优势及挑战充分了解,和未来目标与方向判断的基础上,来对资源组织和发展环境进行匹配,以富有灵活性的战略定位确保战略变化性与稳定性的兼顾。党的十九大指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此判断下,党中央提出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在内的新发展理念,用新发展理念来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打破各种僵化观念的束缚,努力探索满足人民利益需要的新的有效途径。

  第三,协调发挥计划与市场的优势,使政府与社会、经济融合为有机整体。中国共产党领导国家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利用和充分发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优势,加强国防工业建设,成功研制出“两弹一星”,为在后续发展的险峻形势下,赢得了和平建设的时间;建设大量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等形成了相对完备的工业体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为改革开放后衍生大量的私营经济塑造了人才、技术和管理条件。这种“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方式保障了国家工业化进程的承接连续与国家政权维持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从未来趋势看,深度全球化以及国际政治经济的不确定性对“市场韧性”以及政治定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新形势下,充分统筹政府“计划优势”和“市场优势”的中国共产党将会显示出更大的制度优势。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部教授]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