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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目标下我国收入分配模式的优化策略

  2021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研究了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问题,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推进共同富裕,既要“做大蛋糕”,也要“分好蛋糕”。 “做大蛋糕”要靠经济的持续高质量发展;而“切好蛋糕”则要靠科学合理的制度性安排。因此,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必须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兼顾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我国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又有哪些提高我国居民收入的途径?针对上述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博士。

  

  王小鲁

  经济学博士,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常务理事。

  收入分配是国家经济模式的体现

    《金融时报》记者:目前在中国,收入分配已经成为一个社会高度关注的问题和争论的焦点。我们究竟需要一个怎样的收入分配模式,并没有形成广泛的社会共识,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还存在分歧。您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王小鲁:事实上,收入分配只是一个国家整体经济模式的一个方面,不可能脱离整个国家的整体经济模式和基本经济制度而独立存在,并与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有密切的联系。因此,讨论收入分配模式,不能离开对基本经济制度的讨论。我们要先对中国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模式以界定其收入分配,提出若干粗线条的基本原则,以供进一步讨论。

  第一,计划体制还是市场体制?中国自1978年以来的改革方向是明确的,即摆脱原来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但是一段时期以来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许多模糊的认识,有些人混淆了市场化导致的一定程度上收入差距扩大和由于制度不健全导致的腐败、不公平分配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差距扩大,把收入差距扩大归咎于市场经济体制,主张向旧的计划经济倒退。这些看法是站不住脚的。我们不能用政府分配代替市场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因为这意味着鼓励偷懒,惩罚努力工作的人,惩罚效率更高、更能满足市场需要的企业,也意味着每个公民必须放弃个人自主权利,把自身命运的决定权和收入的分配权交给上级和少数中央决策者来决定。我们也不能用政府分配经济资源来代替市场分配资源的作用,这否定了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作用,给了政府决策者过大的权力,将导致丧失效率、发展停滞。历史已经证明这条路是违背绝大多数老百姓根本利益的,是走不通的。

  第二,原始市场还是现代市场?我们需要现代市场经济,需要自由竞争,需要在竞争中鼓励进步、淘汰落后,使每个人努力工作,使经济高效运行。但这种淘汰指的是资源重组,而不是人身淘汰。我们不需要重走那条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丢弃的完全自由放任、实行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的原始资本主义之路。我们应当承认和保护市场竞争带来的收入差别和社会差别,但同时通过一系列制度来保障每个公民的基本生存权利和生活条件,并通过再分配和社会保障把收入差距限制在一个社会可接受的范围内,从而保证社会和谐发展。

  第三, 权贵资本主义还是受监督的权力和公平竞争的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期的经验以及拉美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历史经验都证明,当收入分配严重向少数人倾斜,而把大多数人抛在一边,当日益做大的蛋糕越来越被少数人据为己有,这一经济体制就不可能继续保持稳定运行,它带来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早晚会促使体制发生改变。主动的体制变革是更理想、全社会损失更小的方式。而如果做不到这一点,社会各阶层成员最终都会被迫付出更大的代价。

  第四,福利缺失和过高福利?基于中国现阶段的发展水平,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高福利制度。社会保障和福利的标准不能过高,不能超过经济的承受能力。南欧一些高福利国家发生的严重债务危机,就是前车之鉴。简单概括,我们目前的社会福利和保障原则应该是:相对低水平的基本福利和保障,全社会公众的全面覆盖。

  第五,国富与民富?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人民富裕,发展必须给全体公民带来实惠,使全体人民走向富裕和进步。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但不是目标本身。政府需要具有一定的实力,才能完成提供公共服务、完善基础设施、保证公共治理、进行转移支付、促进发展创新、维护国家安全等功能。但在政府、国有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分配关系上,政府不应集中过多资源,形成权贵集团,侵害公众利益。为此,必须建立一套制度以保证政府收入有节制,公共资源使用有限制,更要保证公共资源用于公共目的。我们需要有一套健全的制度来保证公共资源管理在阳光下进行,让老百姓能够监督,其使用需要符合公众利益,而不允许挥霍滥用,为少数人牟利。

  从世界历史和人类文明的宝贵经验中,可以借鉴的是,中国需要公平竞争的、有合理规则的现代市场,同时,还需要一整套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的制度以及以人为本的、弥补市场缺陷、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政府管理体制。

  导致收入差距变化的因素

   《金融时报》记者:曾有人基于“库兹涅茨倒U形曲线”提出“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先扩大然后自动缩小”的观点,您是否认同这一观点?中国的收入差距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呈现何种趋势?

  王小鲁:有些人所谓“收入差距会随着经济发展先扩大然后自动缩小”的观点,是对库兹涅茨的误解。库兹涅茨本人并不持这种观点。我认为,这种收入差距的变化是当时一系列经济、政治、社会和人口条件造成的,差距的缩小也是有条件的。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走过了三十多年的道路,其中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的趋势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最近时期。2010年前后,有迹象显示差距扩大的趋势正在放缓或者停顿,但还没有确凿的证据显示差距已经趋于缩小。一些影响收入差距的最突出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归纳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和我们的经验观察,可以将可能影响收入差距的各种因素归结为以下四类:

  第一类是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有关的因素。一般认为经济效率和社会公平是一对矛盾。在强调经济效率的情况下,经济增长较快,但社会公平可能受到忽视。但另一方面,经济增长通常起到普遍增加收入、增加就业、减少贫困的作用。因此经济增长因素对收入分配的作用方向是不确定的。

  第二类因素是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它们是减小收入差距的重要手段,因为它们可以在居民面临失业、退休、疾病和收入过低等情况时,为其提供保障和救助,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或增加他们的收入。但这当然也受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超出经济承受能力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会造成沉重的社会负担,而且会导致奖懒罚勤的后果,影响人们投资、就业的积极性,进而影响经济发展。近一个时期希腊等南欧国家发生的债务危机,就是因为社会保持了与经济能力不相称的过高福利水平,不得不靠大量举债来维持居民的高福利,导致越积越高的债务,超出了政府的偿还能力。

  第三类因素是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的提供。许多文献强调公共教育对于缩小收入差距的积极影响。因为教育的普及能够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人力资本存量,增强他们的就业和收入能力。另外,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普及也可能给中低收入居民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发展机会。

  第四类是制度方面的因素。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在市场经济中,财产是获得收入的重要手段,财产的私有化无疑会导致其分布不均,也必然导致收入差距扩大。但是,不少文献也指出市场的发展可能有助于削减收入差距。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进行的农村市场化改革曾经迅速提高了农村居民收入,从而明显缩小了城乡差距。在市场化发展比较充分的一些地区,由于非国有经济发展态势较好,为当地和外来从业者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减少了失业和贫困。相反,在某些非国有经济欠发展的地区,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就业机会不足,城镇失业和乡村劳动力剩余成为导致贫困和收入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

  此外,在一个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中,收入分配主要取决于公平的市场竞争,而不取决于行政权力。如果权力在收入分配中起很大的作用,而又不能保证公正地行使权力,那么它带来的分配不公平肯定远远大于市场竞争带来的分配不公平。

  我们的研究表明,收入差距的变动并不是无条件地随着人均GDP水平的逐步提高而先上升后下降。相反,它的变动是其他许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这些因素可能导致更高或更低的收入差距,而且在一定条件下可能导致收入差距收敛或者不收敛。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建立一套合理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体系以及制度框架。这包括改善公共教育和实现公共教育服务的均等化、改善社会保障体系和财政转移支付体系、改革政府管理体制以消除腐败和不公平的分配、推进公平竞争的市场化、完善基础设施条件等。这些将能够在不影响经济效率或者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的同时,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促使社会更加公平、和谐地发展。

  提高居民收入的途径

   《金融时报》记者: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居民收入慢于经济增长速度,您认为其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提高居民收入和劳动报酬的途径有哪些?

  王小鲁:居民收入增长慢于经济增长的原因,是长期以来劳动报酬增长缓慢,其占GDP和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而劳动者报酬增长缓慢的原因,又与大量劳动力在城乡之间转移导致的劳动力供给饱和、缺乏对劳动者权益的法律保护、小微企业经营和发展环境不良、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体系不健全等问题相关。

  近几年来,由于劳动力市场供求形势的改变、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惠农政策的实施等原因,劳动者报酬增速加快,居民收入提高幅度相对较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劳动者报酬增长滞后的问题。但是要纠正多年来劳动者报酬占比过低的分配结构偏差,还需要有进一步的调整,而且需要在一个时期内劳动者报酬增长快于GDP增长。

  首先,在政策手段方面,包括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促进劳资间工资协商谈判机制的形成等。近年来,各地政府对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对促进工资水平提高,起到了积极作用。工资水平加快增长对某些企业而言,的确构成了较重的成本上升压力,但总的看来,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幅度并没有超出企业可承受的范围。

  我国是市场经济国家,总体而言,工资水平仍然应由市场决定而不是由政府决定。过去一个时期工资水平增长较快,尽管与政府政策推动有一定关系,但基本的背景原因仍然是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一般非熟练劳动力供给从普遍过剩转向局部短缺。可以判断,在此期间劳动力供应的局部短缺,是导致工资水平提高的主要因素;而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是导致工资水平上升第二位的因素。

  未来,根据物价变动和生产率提高的情况,继续循序渐进地调节最低工资标准,这一空间是存在的。但是调整空间和有效性并不是无限的。如果调整过当,也会超出企业承受能力,迫使一些企业压缩雇员人数甚至无法维持经营而破产倒闭,从而对就业带来负面影响,也会因此影响中、低收入劳动者的收入。因此政策调整需要把握适当的力度,防止过度使用行政手段干预市场、提高工资、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以免造成市场供求关系失衡和扭曲资源配置状况。

  此外,通过完善法律和建立工资协商谈判机制来保护劳工利益,是两个必要且重要的方面。在对劳工的法律保护方面,目前的关键问题仍然是有法不依,已经于2008年施行的《劳动合同法》在许多地方没有得到认真的贯彻执行。例如关于劳动者社会保险的问题,尽管《劳动合同法》有明确规定,但直到现在,大部分在城镇就业的农民工社会保障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在工资协商谈判机制的建立方面,各国都有很多成熟的经验。可惜的是,我们的各级工会在保护工人利益方面做得有限。

  其次,在改善小企业融资和经营环境方面。一旦小企业(包括微型企业)的融资限制和其他方面经营环境限制的情况得到改善,我国的就业机会必将有充分的扩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会更加旺盛,劳动报酬必将有更大幅度增长。因此,通过改善小企业经营环境、扩大就业机会来调整收入分配,有很大的政策空间。一个健全的金融市场,应该由大、中、小不同规模、不同服务对象的金融机构组成。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中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地方性小型金融机构没有发展起来。而这恰恰制约了小企业的融资空间,抑制了小企业的发展,从而也抑制了就业机会的扩展和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

  除融资服务,我国的职业介绍、就业培训、中等职业教育、企业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信息服务和行业组织等领域也亟待发展和规范。这些领域可以称为社会基础设施。目前妨碍扩大就业和提高劳动者报酬的,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主要是社会基础设施发育不良,需要从这些社会基本建设做起。这对小企业的发展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最后,在结构性减税和促进小企业发展方面。受到国际局势复杂以及国内疫情反复的影响,当前我国经济运行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内需不足成为当前和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挑战。内需拉动经济的后劲,既取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力度,也取决于促进消费恢复的程度。一方面,积极扩大有效投资正加快发力。截至3月末,今年3.65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额度中用于项目建设部分已全部下达;“十四五”规划的102项重大工程正抓紧推进,各地已储备7.1万个专项债项目,全年水利工程和项目可完成投资约8000亿元……另一方面,促进消费恢复的举措接连出台。已出台的餐饮、零售、旅游、民航、公路水路铁路运输等特困行业纾困政策正在落实到位;做好基本消费品保供稳价,保障物流畅通;扩大重点领域消费,促进医疗健康、养老、托育等服务消费,支持社会力量补服务供给短板……大国经济的特征都是内需为主导、内部可循环。日前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从更深层次,为扩大内需注入强大动力。值得注意的是,为改善内需状况,也为了改善就业和收入分配形势,有必要实行力度更大、惠及面更宽的小微企业优惠政策。改善小微企业经营状况将有利于稳定生产和就业、提高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扩大居民消费。比如,可以考虑将原小型微利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扩展为全部微型企业减半征收所得税的政策,以减轻全部小、微企业的负担。这将有利于改善其经营状况,也将间接改善占全部非农产业就业60%的小微企业从业人员就业、收入和福利状况,对于改善收入分配和启动内需都会有明显的作用。

  相关链接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

  构建中国特色的福利制度体系,关键在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两个领域的诸多改革都可以为中国带来红利,同时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例如以人为核心的城市化改革。当前中国面临供给和需求两方面的挑战:供给侧的限制主要是劳动力短缺;需求侧的限制主要是消费可能持续不振。这两个问题都可以通过缩小与更高收入国家在城市化水平上的差距,甚至消除这个差距得到解决。

  浙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超:

  未来实现低收入群体增收不能仅靠社会保障的“外部助力”,更需要以产业扶贫等市场化方式激发低收入群体的“内生动力”。结合我国脱贫攻坚实践经验,通过发展电商、光伏、家政、乡村旅游、农村社会化服务等产业以及对外劳务、发展边贸等市场化方式有助于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此外,企业结合贫困地区资源禀赋和自身特点,开展相应扶贫项目,是促进公平与效率相协调的重要举措。 (明天)

   (图片 明天)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