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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经济将强劲复苏
专访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颜色

  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的开局之年,这个五年时期是我国由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的关键期。在此关键节点,世界正在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国际贸易摩擦加剧,世界金融风险加大,而信息技术革命和新工业革命深入发展,新兴产业风起云涌,变中有机,危中有安。2021年中国经济走势如何?又怎样以自身发展的稳定性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如何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为此,《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颜色教授。

  

  颜色经济学博士、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方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副所长、世界经济史协会中国执委、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主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是宏观经济学、中国经济和经济史。

  国际形势错综复杂

  四大隐忧值得重视

  《金融时报》记者: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冲击下,未来全球经济长期停滞是会继续深化还是会从衰退中复苏?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对中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不利影响?

  颜色: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世界范围内产业链断裂,全球经济在上半年出现断崖式下跌,下半年随着各国对疫情的重视且采取相对有效的防控政策,全球经济衰退程度有所缓和,收缩幅度减小。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10月份《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最新预测,2020年全球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将萎缩4.4%,比6月份时的预测上调了0.8个百分点,但是IMF预计明年全球GDP将增长5.2%,比6月份时的预测下调了0.2个百分点。同时,12月份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CED)发布《全球经济展望报告》,也将2021年增速预期由此前的5%下调至4.25%。从增速上来看,目前我们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较高预期主要是受低基数效应的影响,并不意味着经济的强势复苏;从总量上来看,2021年的全球经济总量也仅仅回到了2019年的水平,IMF更是强调至2021年底,除中国外的全球主要经济体都难以恢复到2019年的经济增长水平。这表明全球经济走出疫情危机全面复苏的道路将比想象中更加困难。事实上,即便是目前新冠疫苗研制取得积极进展,但疫情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或将持续到2022年结束,2023年全球经济才会真正迎来复苏。

  在中国开启“十四五”规划实施战略转换的第一年,全球疫情尚未结束,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存在着诸多的不确定性。从各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各项政策举措以及全球范围内经济修复节奏来看,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将面临四大隐忧。

  隐忧之一,全球经济低迷导致外需持续性承压。11月数据显示,中国出口远超预期,外贸保持较高热度,这种强劲态势在2021年或不可持续。今年出口向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疫情与世界疫情的不同步,中国凭借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和快速修复的产能,为世界各国提供了防疫相关的医疗物资和居家办公所需要的高科技产品。中国外需不仅没有随着世界贸易的崩溃而崩溃,反而逆势出现超预期反弹。但是一方面,2021年初新冠疫苗获得监管部门批准并允许上市的概率较高,防疫相关物资及居家办公产品需求将逐渐减弱,我认为明年下半年出口会遭受比较大的压力;另一方面,疫情对中国出口影响是结构性的,全球经济低迷导致非防疫物品购买力下降以及中国出口市场份额的替代效应减弱,长期看中国整体出口增速或将边际趋缓。

  隐忧之二,实体经济遭受冲击导致跨境投资延迟。为了控制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各国纷纷出台限制人员、物品流动的管控措施,使跨境投资活动受到明显抑制,投资效率随之下降;疫情使得各国经济增速大幅放缓,实体经济收入受到不利影响,利润降低将减少跨国公司资本支出和收益再投资,进而影响全球跨境投资规模;疫情对各行各业影响有所不同,一些受冲击较大的接触性行业或将在近期跨境投资上更加谨慎。此外,受疫情影响颇为严重的英美法等发达国家都是中国重要的外商投资来源国,疫情的二次冲击使这些国家的企业营收受损,利润预期下降,企业选择减少资本支出并推迟新投资,进而影响其对华直接投资的长期决策。

  隐忧之三,各国货币政策超预期宽松存在长期隐患,导致“黑天鹅”事件出现影响中国经济稳步回升。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看,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各国面临较大的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也需要宽松的货币政策增加流动性供给,西方国家宽松货币政策或将持续到2022年,美国可能到2023年。短期内大量释放的流动性难以收回,中长期仍有进一步投放的需要。从全球杠杆率情况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兴经济体国家杠杆率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实际上疫情期间各国杠杆率均大幅提升。全球流动性泛滥,要么造成通货膨胀压力,要么造成金融市场压力,总归是有风险,甚至可能造成金融危机级别的巨大冲击,从而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所以我认为在主要经济体央行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情况下,不排除未来出现“黑天鹅”事件的可能性,进而影响中国经济稳步回升。

  隐忧之四,逆全球化的呼声再起,中国作为目前全球制造业的中枢不可能独善其身。逆全球化过程一旦开启,在短期内很难被逆转,或将对中国经济带来长期不良影响。疫情之后各国会更加重视本国产业链的完整。近期,美、日政府提出产业链回流计划,考虑对企业的搬家费用进行补贴,也有部分政府代表宣称要减少对中国生产的医药药品和器材,如部分原料药、呼吸机等的依赖。所以我认为发达国家贫富差距加大、失业率飙升、民粹主义抬头等因素会加剧政治不稳定,逆全球化仍会大行其道,对中国来说,疫情后全球产业链会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危机中育先机

  内生动力成经济发展新引擎

  《金融时报》记者:2020年,中国经济韧性十足,呈现了强大的修复能力和旺盛的生机活力。但在运行当中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您认为中国经济的亮点和挑战是什么?

  颜色:2020年中国经济亮点纷呈,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多方面的显著优势,“坚持全国一盘棋,调动各方面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得我们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克服了疫情对生产造成的冲击,大体上在3月末很多地方就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彰显了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从经济政策上来说,疫情期间中央科学稳健地把握了逆周期调节力度,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合理适度,及时纾困止血,稳定了市场预期。结构性货币政策更加强调精准滴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了对涉农、小微企业、民营企业、外贸和受疫情影响较重的接触性行业的信贷支持。直达实体经济的货币政策工具既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又避免了过度放水对经济的过度刺激。积极的财政政策提质增效,在5月末发挥了对经济的“托底”作用,同时阶段性、有针对性的减税降费措施,缓解了企业的经营困难,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其次,完整的工业体系、齐全的工业门类、丰富的产业链条,大大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我国经济发展具有超强的自循环能力,在各国疫情还在蔓延的情况下国内生产很快恢复了正常,成为全球防疫物资主要提供者,为全球抗击疫情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物质保证。同时发达的产业集群,良好的产业生态,开放的经济体系,使得中国与多国贸易在遭受疫情严重冲击下却逆势增长,成为全球市场中的罕见亮点。目前,我国消费和投资回升还需要较长时间,而出口超预期增长则有效地提振了GDP。其背后的逻辑依然根植于中国拥有完备的产能和全产品覆盖范围。我国拥有联合国公布的当今世界上所有41个工业大类、207个工业中类、666个工业小类,很多产业链在中国的集聚度最高、位于中国的部分最长,即使部分因疫情出现断裂,弥补起来也相对容易。

  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主要是两点。第一,宏观杠杆率整体偏高。其中一部分是居民部门的杠杆率,我国居民杠杆率已经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一部分是企业部门杠杆率居高不下。非金融企业杠杆率攀升,债务规模增加企业偿债风险的同时也增加了系统性金融风险。如近期华晨、紫光和永煤相继暴发信用债违约,就是企业自身造血能力下降,杠杆率提升,经营压力转化为财务压力的体现;另一部分是政府部门的杠杆率不断抬升,债务不平衡问题在区域之间愈发严重。经济越差、杠杆率越高的省份,杠杆上得也越快;经济越好,杠杆率越低的省份,杠杆抬升速度反而可控。地方政府的杠杆率以及地方政府信用背书企业的杠杆率高企,未来或将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因此,如何在稳短期经济和防长期风险中保持平衡,以降低加杠杆的负面作用,避免系统性金融风险,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重要挑战。

  第二,国民收入下滑导致消费不振。在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消费所占的比重最大。然而2020年前三季度我国国民收入增长低于GDP增长,受到疫情影响,前三季度城镇调查失业率6%,在大量中小微企业降薪裁员的背景下,中小城市人民群众收入下滑。而消费是收入的函数,预期收入下滑将改变居民消费倾向,低收入群体消费意愿普遍不如高收入群体。数据显示,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7.2%,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之后,一线城市消费反弹,但四五线城市(包括农村)消费能力依然不足,还需要较长时间的恢复。怎样提升国民收入从而激发居民消费意愿、扩大内需,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所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

  《金融时报》记者:2021年是我国“十四五”开局之年,您如何看待2021年的经济运行形势?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走势如何?

  颜色:我认为,2021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会强劲复苏,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出口、消费和投资都将呈现出良好的增长态势。由于基数效应的影响,一季度GDP同比增速在15%到20%之间,之后每个季度增速会略微降低,呈“前高后低”走势,全年平均增速达到9%。除了基数效应以外,内生动力将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十四五”规划纲要提出“全面促进消费”,明年各种刺激消费政策将落地生效。通过发放城市消费券、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等措施,积极释放居民消费市场潜力,增强消费需求和动能。居民收入水平回升和消费意愿增强将使得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

  另一个内生驱动力为新旧基建投资的齐头并进。近期稳投资政策不断出台,政府陆续发布推进重大交通基础设施、新基建等相关投资建设的支持政策。明年作为“十四五”开局的第一年,川藏铁路、西部陆海新通道等一批重大工程以及5G网络、工业互联网等新旧基建陆续上马,基建投资增速或将超过5%,将显著拉动经济强劲反弹。

  2021年上半年,海外疫情将持续反复,继续拖慢复工复产,因此海外防疫物品和居家办公产品需求支撑出口增长的趋势不变,下半年,随着疫苗的逐渐普及,各国经济活动缓慢恢复,亦会带动总体需求稳步回升,但供给替代效应减弱使得增速放缓。明年上半年新冠疫苗大概率获批上市,疫苗批量生产、区域分配和接种效率等因素引致全球大规模接种或将于2022年底前结束。疫情消失之前,各国制造业复苏尚需时日,防疫相关物资以及宅经济产品需求仍将持续,出口整体虽承压但仍呈增长态势。

  内生动力修复经济活动,将给政策逐步正常化带来空间。疫情期间实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就业政策等各项支持经济政策不会一步到位的退出,而是渐进式的、按步骤回归正常化。逆周期的调节政策,明年全年可能还会继续实施,所以我认为政策的延续性也是经济保持强劲复苏的一大支撑。IMF预计2020年中国是全球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那么2021年中国可能是增速最高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并对全球经济复苏做出重大贡献,因此,我对明年经济强劲回升还是比较乐观的。

  变局中开新局

  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

  《金融时报》记者:在即将开启的“十四五”新征程上,如何贯彻新发展理念,继续激发经济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寻找经济持续向上的确定性?

  颜色:贯彻新发展理念最重要的是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的发展格局是对新发展理念最好的支持。

  从需求侧来看,首先要提高国民收入水平,保持国民收入与GDP同步增长。应采取更加具体的措施改善分配结构,进一步做大中等收入群体、缩小中低收入群体,加快形成纺锤形收入分配格局。完善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健全各类生产要素由市场决定报酬的机制,探索通过土地、资本等要素使用权、收益权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再分配机制,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推进共同富裕。其次,改善服务业供给,进一步减少行政审批,放松服务业市场准入,为养老、托幼、医疗、旅游等相关服务业创造更加宽松的宏观环境。推广带薪休假制度,推动假期及节日消费,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加快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进一步推进社保、医保统筹,激发国内消费水平,打破影响消费的桎梏和阻碍。形成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国内统一大市场,提高人民群众的消费能力。

  从供给侧来看,最主要的是保证产业链、供应链的完整,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争做价值链的上游。首先要推动科技创新,集中力量攻克一些“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尽快打通支撑科技强国的全流程创新链条,以创新创业引领双循环;其次要抢抓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新机遇,依托企业、科研机构,以新基建推动数字技术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以数字经济赋能双循环;另外,对高科技企业进行税收优惠,促进高科技企业发展等等。

  最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不是替代、排斥“国际循环”,而是在更高层次、更大程度上积极参与“国际循环”,同时能获得较大主动权,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不仅要提高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改善营商环境,也要加强资本市场资金的跨国流动,更好地建设资本市场。从而,吸引国外优质生产要素来促进经济发展,引进高质量的外资参与国内大循环,打通国际国内双循环。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金融形势,下一步,如何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颜色: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在各项政策支持下,中国经济社会秩序持续恢复,企业乐观情绪上升,经济活动逐步回归正常。但在经济逐步转暖的同时,相关领域风险也有所抬头,如永煤债券违约冲击债市,防风险压力加大。因此,有效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实现稳增长与防风险的长期均衡,具有现实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第一,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强化宏观经济跨周期调节。不仅是坚持逆周期的政策调控思路,而且要前瞻性地把握政策节奏,做好市场预期管理。在经济遇到负面冲击比较大的时候,跨周期调节必须提高政策精准性和监管有效性,引导资金流向,防止资金“脱实向虚”,避免宏观杠杆率上升过快,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兼顾金融创新和金融稳定,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创新金融产品,推动互联网金融机构审慎经营,防控风险机制要从源头抓起。

  第二,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持续推进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改革,提高市场的稳定性、流动性和活跃度。推进股票市场全市场注册制改革,加快债券市场互联互通,不断补齐各项制度“短板”,建立与市场发展形势相匹配的风险管理架构和制度体系。构建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的组织保障,发挥好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重要作用,加强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的自律管理与创新。

  第三,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要严格遵循“房住不炒”的定位,不以房地产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坚决抑制房地产市场过度金融化,防止银行保险资金违规流入房地产领域。加大各类保障房、政策性租赁住房的供给力度,形成多元化住宅供应体系。各地因地制宜、因城施策、分类调控,在合理控制低价、保障土地供应上继续着力,推动地价和土地供应联动。

  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在稳增长的同时,要合理把握政策节奏,从稳住宏观杠杆率、提高资本市场稳定性、防范房地产市场风险等方面入手,严防各类风险点,有效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从而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的长期均衡。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