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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建光:以科技创新驱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并将其摆在各项规划任务的首位进行专章部署。“这背后既是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应变。”对此,京东数科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对本报记者表示,我们应从过去过度依赖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模式中转变,提升生产效率和驱动创新变革,推动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质量增长。

  

  沈建光 经济学博士,京东集团副总裁、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经济学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及亚洲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历任欧洲央行资深经济学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芬兰央行经济学家、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资深经济学家、瑞穗证券亚洲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金融时报》记者:请问为什么党中央强调“发挥科技创新在全面创新中的引领作用”?

  沈建光:推动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将是“十四五”期间重要的目标,这背后既是中国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应变。

  过去几十年,劳动、土地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人口、城镇化、资本市场化改革、开放等红利推动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在40余年里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9.5%,从封闭的农业国转变为全球最大的工业制造国,又从工业化迈入城市化。然而,伴随着劳动、土地和资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受到越来越多的制约,如投资回报率大幅下降、人口红利减少、环境污染成本上升……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已有所下降。未来依靠创新发展,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带动经济增长的关键。

  具体来看,劳动力方面,就总量而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持续加深,劳动年龄人口逐年下降,劳动力比较优势正在丧失。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年,16岁至59岁劳动年龄人口为8.96亿,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为64.3%。根据中国发展基金会发布的报告预测,到2022年左右,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总人口的14%,实现向老龄社会的转变。与此同时,伴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劳动力工资不断上涨,中国传统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生产优势逐步减少,出口竞争力受到来自东盟诸国的挑战。

  资本方面,近年来,中国资本回报率呈现边际效益逐年递减态势。资本回报率的持续低迷,制约了企业资本开支意愿的扩张,进而拖累经济增长。与此同时,全社会杠杆率,特别是企业杠杆率不断攀升,风险加大。今年前三季度杠杆率增幅为27.7个百分点,由上年末的245.4%上升到270.1%。

  资源环境方面,以往粗放式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了一定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问题也愈加严重,如今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问题困扰着传统要素供给,中国GDP从更加注重数量向更注重质量转变。

  在新形势下,破解要素瓶颈关键靠创新。我们应从过去过度依赖劳动、土地和资本的模式中转变,提升生产效率和驱动创新变革,推动中国经济迎来新一轮高质量增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深刻认识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形成全要素生产率的投入要素,对生产力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显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数据”增列为生产要素,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知识、技术、管理和数据生产要素要发挥重要作用,背后的推动力都源于科技创新。

  目前,官方并没有科技对GDP贡献的相关指标,但可以用一些相关数据衡量科技的贡献。比如,依托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区块链等新一代数字科技,推动产业数字化、数字产业化为主体的数字经济指标,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比重达到36.2%,按照可比口径计算,2019年中国数字经济名义增长15.6%,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约7.85个百分点。此次疫情期间,科技在强化社会公共安全保障、完善医疗救治体系、健全物资保障体系、助力社会生产有序恢复等各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近年来,我国科技资源加快汇聚,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向创新型国家行列稳步迈进。请您从政策、研发、人才等方面谈谈我国科技创新的成果?

  沈建光: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联合发布的2020年版《全球创新指数》显示,在全球创新领域,排名前10的国家依次为瑞士、瑞典、美国、英国、荷兰、丹麦、芬兰、新加坡、德国和韩国,中国排第十四名,是唯一进入全球创新指数前30名的中等收入经济体。报告指出,中国领先全球科技集群有17个,其中深圳-香港-广州和北京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四。这得益于中国在政策、研发和人才等各方面的投入。

  政策方面,我国已基本形成支持科技企业发展的政策体系,包括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创新政策、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调整创新决策和组织模式以及强化普惠性政策支持等。据世界银行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营商环境世界排名从2018年的第46跃升至第31位。

  研发投入方面,我国研发支出增长迅速,研发经费总量已在2013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2019年,中国研究与试验发展(R&D)投入总额达到2.21万亿元,支出占GDP比重为2.23%,比上年提高0.09个百分点,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2019年中国申请了58990项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位,美国以57840项专利位居第二,排在其后的日本、德国和韩国分别为52660项、19353项、19085项。

  人才建设方面,我国的科技人才队伍不断扩大。《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发展研究报告(2018)》显示,“十三五”期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规模持续稳定增长,不考虑专升本、死亡及出国因素,截至2018年年底,总量已达10154.5万人,稳居世界第一。教育方面,2019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89.5%,高于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

  《金融时报》记者: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家,但同建设科技强国目标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当前我国科技创新所面临的问题有哪些?

  沈建光:与科技强国的差距主要体现在,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不足。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的产权保护意识相对薄弱,产权保护法律法规建立较晚,产权保护体系建设还不够完善。近年,中国采取了系列措施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并取得了一些成绩。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数据, 2019年中国申请了58990项专利,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位。

  其次是教育资金投入偏低。中国教育的财政投入占GDP比重、人均教育支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高等教育入学率和高校世界排名远落后于美国等科技强国。比如,2018年中国教育经费占GDP比重为5.1%,其中财政投入教育支出占GDP比重为4.1%,美国为5.2%,英国为5.7%,法国为5.5%,德国为4.9%,日本为3.6%,韩国为5.1%。

  再次是高校研发不足。相比科技强国,中国高等院校研发占比偏低,2018年为7%,低于美国的13%、日本的12.3%、德国17.3%、法国的20.3%。中国的基础科研薄弱,基础研究投入额仅相当于美国的四分之一,而基础研究主要在高等院校。未来,应促进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三方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鼓励研究生联合培养,促进三方人员的流动。

  最后是激励和管理体制不足。目前,国家对自主科技创新的制度支持还不够全面有效,包括有效的项目评估和资金支持体系、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府采购制度、有利于科技创业的社会融资系统、对企业国内外研发投入给予所得税抵免或退征以及完善科技经费的管理制度等。

  《金融时报》记者:科技创新是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引领全球经济发展的主要动能,符合新发展阶段的客观要求。在世界处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国际经济科技格局将面临怎样的深刻调整?

  沈建光: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发达国家依托其技术、资本和人才等优势,掌握研发、设计、增值服务等高附加值环节,占据价值链“双高端”,而发展中国家由于技术壁垒因素,大多只能依靠劳动力、资源等要素成本优势承担加工组装等低附加值的国际分工。近年来,中国在技术领域发展迅速,但也与国际先进水平存在较大差距,后续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强基础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加快融入全球高附加值价值链,提升产业链地位,实现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经济高质量增长十分关键。

  从国际经济科技格局来看,中国在通信设备、集成电路、互联网金融等部分领域占据着关键优势,华为、中兴、阿里、腾讯、百度、京东等科技巨头国际影响力凸显。比如,当前全球四大通信设备巨头华为、爱立信、诺基亚、中兴,中国占据两个席位。华为2019年销售额8588亿元,研发投入1317亿元,大幅超越传统通信设备巨头爱立信与诺基亚。与美国无线通信巨头高通相比,华为的收入与研发投入体量同样领先。

  中国高技术行业发展迅速,已成为高质量增长的主要驱动力。如2019年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增速高于规模以上工业3.1个百分点;今年疫情前,高技术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维持两位数增长,疫情后投资增速率先回正,是政策重点发力的方向。

  然而,中国科技的崛起也引起了美国的焦虑和警惕,制裁“组合拳”应接不暇。这表明美国正在试图与中国在科技领域脱钩。

  同时,也应看到,中国在科技领域与美国的差距仍然明显,主要体现在:第一,美国在计算机、通信设备、半导体等行业的优势明显,中国部分“高尖端”技术仍依赖于美国;第二,美国专利转化率基本维持在两位数,中国虽然专利数量排名第一,但专利转化率不足两位数; 第三,美国高科技企业附加值较高,例如,尽管美国在通信设备领域存在巨额逆差,但是以移动通信设备领域为例,仅一家苹果每年的净利润就超过多家手机厂商之和;第四,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密度较低,2018年,中国科学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占全时当量的比重为43.1%,而主要发达国家的这一数值均超过50%。

  《金融时报》记者:从目前的情况看,全球范围内创新要素流动明显受限,这将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应当如何深化国际科技合作,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中?

  沈建光: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世界经济陷入严重衰退,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国际贸易和投资萎缩,全球供应链、产业链遭遇明显冲击。由于疫情催生产业链回流,中美分歧与博弈加剧以及全球成本竞争优势发生转移等因素,国际国内要素循环面临挑战。技术和人才是科技的核心要素,其自由流动受限将制约技术依赖国家的高科技产业发展,影响全球技术迭代更新速度和产业升级,重塑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

  我国应秉持开放创新的态度,深化国际科技合作,一是改善营商环境,吸引更多外商投资;二是给予高科技企业更多税收优惠和政策便利,吸引更多的高科技企业落户;三是培育海外人才市场,建立健全与国际接轨的人力资源流动、配置、使用、评价和激励机制;四是加强自主研发,突破核心“高精尖”技术,扩大技术话语权,以此形成产业集群效应;五是推动技术人才国际化流动,扩大高科技领域的国际贸易活动。

  《金融时报》记者:若要实现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我们在哪些方面还需要加强?

  沈建光:我认为,首先是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其次是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贸易和服务规则的制定,把数据安全、技术安全、金融安全问题留在经贸框架内,主动打造国际贸易的前沿阵地。再次是应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提升产业链水平,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最后是加大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精准滴灌,进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激发经济新活力,创新驱动经济转型升级走向高质量发展。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