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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安华:在不确定性中寻找商业银行发展的新动能

  对于我国商业银行而言,2020年甚至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其背后的逻辑在于,挑战是现实中存在的不确定性,比如全球经济的复苏、中美关系的走势;而机遇,则需要在不确定性中生存和发展。针对商业银行当前发展中存在的新问题和新趋势,《金融时报》记者专访了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丁安华表示,面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需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妥善处理疫情对经营造成的困难,比如提升资产质量,增加拨备覆盖率,防止因不良贷款突然增长引发经营风险;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成本,在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维持一定的利差空间;提升生息资产收益率,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强化风险把控水平,增加资本回报率;拓展新业务场景,弥补因传统消费场景萎缩导致的中间收入损失。

  

  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商业银行的立足点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近期提出,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您如何理解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对商业银行意味着什么?

  丁安华:“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一重要战略构想,是在我国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复杂变化的背景下提出来的,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大循环”发展战略的调整和补充。双循环战略将成为指导我国未来一段时间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

  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发生剧烈变化,不稳定和不确定性急剧上升,外部需求和供应链风险大幅增加。在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双循环战略既强调“以我为主”的发展路径,又兼顾国内外经济的交流与互补。

  我们必须认识到“推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并不意味着与世界经济隔绝,而是通过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其与我国发展阶段和经济体量相适应,改变过于依赖外部市场和供应链的现状,增加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与可持续性。

  我理解双循环战略包含三个重点领域:一是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把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作为基本立足点,构建以内需为根本动力的内生增长模式;二是强化产业链关键节点,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高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和重要性,确保产业链畅通、稳定;三是确保能源和粮食等关键战略物资安全,我国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和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产品进口依赖度高,在构建双循环的过程中,需把关键物资纳入国内国际大循环中,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在这一新格局下,商业银行发展战略应该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银行应服务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全局性战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意味着要把满足国内需求作为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银行业应继续坚持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防止资金空转,坚持合规经营,严守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二是银行应支持科技产业的自主创新,助力产业升级。在新格局下,我国将加快推进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形成更多新的增长点、增长极。特别是在半导体、操作系统等对外依赖度较高的关键核心技术领域要取得突破,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维护产业链安全。这些新兴技术产业有着旺盛的融资需求,但是在融资条件、风险特性、信用水平等方面和传统产业有着完全不一样的特征,因此需要银行积极创新融资方式,以投商行一体化的思维去提供服务。三是银行应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助力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新格局下,商业银行要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来打造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并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将国家战略与自身转型发展的经营战略有效结合,不断提升跨境金融服务能力,创新跨境金融产品,为“一带一路”项目、企业“走出去”和自贸区建设提供跨境金融综合化服务。

  减负实体经济对银行经营提出更高要求

  《金融时报》记者:通过降低利率、减少收费、贷款延期还本付息等措施,商业银行前7个月已为市场主体减负8700多亿元,对小微企业支持力度明显加大。但在让利的同时,商业银行应当如何持续加强风险控制和成本控制,保持自身持续稳健经营?

  丁安华:疫情冲击下,实体经济遭遇了很大困难。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机构的重要职责,金融机构有义务帮助企业渡过难关,而且企业的成功最终也有利于金融体系的稳定。国务院提出金融系统今年向各类企业合理让利1.5万亿元。

  银行为实体经济减负肯定会对自身经营造成一定压力,需要妥善化解。从根本上,银行与实体经济之间并不是“零和”博弈,而是共生共荣的关系。减负实体经济,更多是从风险管理和成本控制等方面对银行经营提出更高要求。商业银行应通过坚持稳健经营、严守风控底线的方式,对冲减负带来的影响。

  一方面,商业银行应持续优化资产和业务结构,提升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在零售金融方面,通过增强普惠金融数字化服务能力,扩大个人、小微、“三农”覆盖面,提升个人、小微贷款规模和大数据风控能力,促进普惠金融提质增效。在批发金融方面,信贷投放要向国家重点战略领域倾斜,有效管控房地产行业贷款集中度,把握新旧动能转换市场机遇,加大对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新型基建和新动能产业的信贷投放力度。在产业链修复过程中,大型企业对现金管理、并购融资、供应链金融、产业互联网等高附加值业务的定制化需求增加,中小企业对支付、跟单贸易、信用证等基础性业务需求上升,商业银行需加大这些产品和服务的跟进和支持力度。

  另一方面,商业银行必须注重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加强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建设。首先,应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相互制约的前中后台“三道防线”以及高效的内部控制体系,不断优化业务流程,规范管理制度,有效防控重点领域的风险。其次,应根据区域、行业、客户和产品的特点,加强信用风险、集中度风险、利率风险、流动性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风险指标体系的全覆盖监测。同时优化风控模型,提高以风险量化为核心的风险管理技术,优化全面风险管理系统和管理工具应用,提升预判和管控风险的能力。最后,应通过加大存量风险处置和有效补充资本,提升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

  互联网金融的崛起加速了商业银行变革的进程

  《金融时报》记者:上半年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商业银行加快数字化转型。您认为银行数字化的趋势是怎样的?

  丁安华:科技对商业银行经营产生了颠覆性影响。随着金融科技突飞猛进,银行的服务场景、业务切入、渠道变现均开启了数字化、线上化转型,互联网金融的异军突起加速了银行变革的进程。疫情冲击下,一些转型较早的银行在线上获客、非接触金融服务方面表现出明显优势,愈发坚定了各家银行加快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决心。展望未来,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大致会沿着以下几个方向推进。

  首先是经营模式的深刻改变。客户永远是银行服务的中心,数字化时代,客户的需求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一点,银行的服务应充分融入客户的各类消费与经营场景。特别是在疫情之下,商业银行应顺应消费线上化趋势,着重推动若干重点领域的数字化转型,加强科技和业务的融合。在零售金融领域,银行应着力通过手机应用程序(APP)、各类程序接口(API)等方式,将个人金融服务融入各种生活场景,实现金融服务的无缝、无感和无处不在。在公司金融领域,银行则应重点培育为企业提供数字化服务的能力,切入公司客户的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

  其次是基础设施的迭代升级。数字化经营要求银行强化在大数据处理、高频交易、数据安全性等领域的技术能力,在顶层和底层两个维度同步推进金融科技基础设施建设。在顶层设计方面,银行应推动企业级架构建设,通过设立金融科技子公司、联合项目组、创新实验室等机制和平台,探索组织架构的调整优化。在底层能力方面,银行应通过优化数据基础设施,比如以业务系统“上云”的方式,来打通数据融合应用的通道。在此基础上,完善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大数据平台建设,实现数据规范共享和高效应用。

  最后是组织结构和企业文化的进化。数字化时代,市场竞争不再是单个产品和业务线的竞争,而是整体生态的竞争。这就要求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上打破内部竖井和业务边界,建立更加融合畅通的管理架构,从内部拆除系统、数据、组织和业务的壁垒,集中力量服务客户打造更多跨条线、跨客群的融合价值链。同时,数字化转型的底层,是文化的“蝶变”,文化作为制度的润滑剂,可以潜移默化地解决很多制度和人覆盖不到的问题,构建更加开放包容、平等合作的企业文化,是银行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服务实体经济依然是银行业的根本所在

  《金融时报》记者:您如何看待未来一段时间国际国内的宏观经济环境?商业银行应如何应对?

  丁安华:5月以来,随着各国复工复产的推进,全球经济从衰退的谷底缓慢复苏,但由于疫情发展、防疫政策和宏观政策的差异,修复速度出现分化。美国经济修复超预期,虽然新增确诊人数仍处于高位,但在大规模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刺激下,消费、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均出现大幅反弹,美联储在最新的经济展望中,大幅上调了对今年主要经济指标的预测,三、四季度美国经济可能出现超预期反弹。欧洲受疫情二次暴发影响,经济复苏势头放缓。7月以来,西班牙、法国、英国等国确诊人数大幅增长,迫使政府重新扩大社交隔离范围,经济修复进程受阻。新兴市场国家疫情暴发较晚,其底部和反弹相应滞后于发达国家,同时由于这些地区疫情仍在快速发展,反弹的斜率也更为平缓。乐观情形下,新冠疫苗大规模问世将对全球经济活动形成提振,低基数下全球经济增速将在明年出现大幅反弹。

  我国得益于有力的疫情防控措施,经济率先走出低谷,二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达到3.2%,经济基本面持续向好。当前我国经济总体仍处于复苏轨道之上,生产端动力强劲,8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已超过去年同期水平;需求端稳步回升,在房地产和基建投资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8月我国制造业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当月同比增速年内首次转正,外需回暖之下出口当月同比增速创下年内新高,显示经济修复动力正在增强。全年我国经济增速有望超过2%,风险主要来源于外部:一是全球经济复苏的势头会否在疫情冲击下出现反复,二是中美关系的走势。

  无论经济如何变动,服务实体经济都是银行业的根本所在。在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大背景下,银行更要坚持回归本源,从三个方面帮助实体经济走出困境:首先,商业银行应把握金融科技化浪潮,以金融科技赋能企业发展,坚持以客户和科技为驱动打造服务新模式,关注重点行业及领域,不断提升服务质效。其次,商业银行应助力科创企业,推动产业升级。在日常经营中,聚焦创新成长型科技中小企业,关注智能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医疗健康、文化传媒等行业中的创新企业,为科创企业提供全成长周期、全价值链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支持其快速健康发展。最后,开拓普惠金融新服务。在与民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智慧城市、智慧校园、智慧医疗、智慧养老等服务领域,致力于场景生态建设,通过向优质场景输出移动支付产品,不断完善金融及泛金融功能建设,不断以优质便民的金融服务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金融需求。

  此外,面对经济发展中不断增加的不确定性,商业银行还需要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妥善处理疫情对经营造成的困难。虽然当前经济基本面大概率将持续改善,但受经济周期性下行和流动性趋紧影响,叠加可能存在相当规模的不良贷款延后暴露,商业银行在资产质量、净息差和盈利能力等方面依旧面临较大挑战。未来一段时间,商业银行仍需谨慎应对:一是提升资产质量,增加拨备覆盖率,防止因不良贷款突然增长引发经营风险;二是优化负债结构,降低负债成本,在利率下行的大环境下维持一定的利差空间;三是提升生息资产收益率,通过调整资产结构、强化风险把控水平,增加资本回报率;四是拓展新业务场景,弥补因传统消费场景萎缩导致的中间收入损失。

  相关链接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院长张晓慧:

  金融服务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需要做好十件事:第一,要把握好金融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的定位。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金融制度所面临的新一轮开放升级和变革,必须根据科技创新的实践,加快从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的转变。第二,新发展格局下要继续发挥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作用。第三,要抓紧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做好短期宏观政策和中长期的发展衔接,把握短期政策力度和节奏,为中长期结构性改革预留空间。第四,要关注资产负债表的修复,更要警惕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手段的倾向。第五,必须坚定地推进制度型金融开放。第六,实行制度型负面清单管理更有助于坚定我们扩大开放的决心。第七,推动人民币国际使用有利于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形成。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有必要大力推动净额结算的方式。第八,加强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有利于推动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第九,通过推动商业银行股权投资试点实质落地来解决小微企业最需要的股权投资。应该加快银保监会发布的《关于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创新力度开展科创企业投贷联动试点的指导意见》的真正落地。第十,完善相关配套制度,推动养老金第三支柱的发展。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唐建伟:

  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格局在未来将会带来四方面的投资机会:一是消费升级的机遇。与粮食安全相关的农产品自给自足方面的投资机遇,包含粮食、猪肉等生产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市场空间;对优质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上升、对国内高端消费品的需求都将持续上升,一些必需消费品也将面临市场空间逐步打开的机遇。二是投资提质的机遇。传统能源如煤炭重要性提高,我国是煤多油少,可以利用这个优势,发展煤化工来替代油化工,相关产业或获得新的发展机遇;同时,为了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我国必须大力发展新能源行业,对光伏、风电、核电等新能源的需求必将持续上升,储能等领域也肯定会有较大的发展机遇;此外,软件、集成电路等可能被国外断供实现国产替代的关键技术领域,也有加大投资形成重点突破的机遇。三是区域经济重构的机遇。在双循环格局下,在区域良性竞争的背景下,未来在我国可能会形成新的区域发展格局。比如未来我国的东部可能发展成为:创新中心+金融中心+消费中心;而西部地区则将成为:能源输出中心+高科技数据中心;中部地区发展成为:制造业中心+消费中心;东北地区则转型成为:现代农业+生态旅游区。四是经济数字化转型的机遇。新基建涉及的七大领域,特别是5G、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基建领域的建设正是中国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基础设施,这些领域未来几年每年新增投资都将超万亿元,其中蕴含许多投资机遇。

责任编辑:李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