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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实强弱”的管理之道

  在老子的《道德经》中,终极管理之法在于“虚、实、强、弱”四个字——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

  我们首先尝试重新排序组合,按照《道德经》第十八章、第十九章、第三章的顺序排列在一起看,能够呈现出更通畅的逻辑,更显豁的意义。这三个段落的叙述逻辑,是经典的三阶组合模式——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推演过程凌厉而深邃,可谓振聋发聩,字字千钧。

  先看第一个段落,提出问题: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

  《道德经》古雅玄妙,而以文观人,老子其人在人们想象中,也必是睿智温和,但其实老子也不乏金刚怒目、猛烈激进之语,而最为离经叛道的,或许便是这段章句。

  浑然淳朴的大道沦丧,才会制定出各种德行规范与礼法要求,重新教人讲仁爱、重情义、守规矩;人们都发觉必须使计谋动心眼耍聪明才能更好地生存时,虚伪奸诈也一定已经肆意横行了。同理,疾呼孝慈,恰恰说明亲情已经削弱;冀望忠臣,恰恰说明国政已经崩塌。

  父母、兄弟、夫妇,彼此之间有了矛盾冲突,才看得出来何者贤何者不孝;如果家庭美满、和睦相处,那么各个都仁爱守礼,根本用不着特别标榜谁贤谁孝。如果家中出了个孝子,相对之下,就有不被认同的不孝之人,情感平衡就会打破,问题就会变得更复杂,老子认为,由于一个人的相对不够好,衬托出另一个人的非常好,亦非善事。

  忠臣义士者,对国家民族忠心耿耿,临危受命,连自己宝贵的生命都可以牺牲,为众景仰。然而,可歌可泣的忠臣事迹,大多发生于时局混乱、生灵涂炭的悲惨时代,一个忠臣的形成,往往隐映了一代百姓的苦难。假使国家风调雨顺,盛世太平,社会上大家自重自爱,没有杀盗淫掠之事,那便个个都是忠臣、人人都是好人。

  进一步发掘与联想,又会发现背后隐藏的一些深层逻辑或规律:一是所有推举标榜皆是出于不足,缺什么才吆喝什么,二是在超过基本限度情况下,制度约束越严,管理效能越差,一个基本平衡完善的制度,每一次对其繁琐化和层层加码,都反证着原有制度已然失效以及人们正在违反制度的频度与强度。三是事故背后有事故,当“大道废”“智慧出”的时候,背后已经损毁的与崩塌的,必已千疮百孔积重难返。这近似于安全管理学范畴中的“海恩法则”——在每一起被曝光的严重事件的背后,必然有着数十次轻微事件,数百次未遂先兆事件以及上千次事件隐患。或是那个更通俗的“蟑螂法则”——当你在屋子里发现一只蟑螂时,屋子里必定已经有数十乃至上百只蟑螂了。

  再看第二个段落,分析问题,做出推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此三者,以为文不足,故令有所属。

  抛弃聪明智巧,人民可以得到百倍的好处;抛弃仁义,人民可以恢复孝慈的天性;抛弃巧诈和暴利,就不会诱发盗胆贼心。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如鱼得水的所谓智慧,许多都只是某种精致利己主义,把太多聪明才智用在考虑自身利弊得失和争名夺利上,本质上是以短视思维换取苟安的自私与自毁。所以老子认为,圣智、仁义、巧利这三者全是巧饰,用他们来治理生病的社会是不够的,真正需要做的是让人们心有所属、意有所定,每个人都能培养出一种安身立命的东西,所谓“自安才能自得,自足才能自在”。所以,对于企业团体来说,最好少一些虚幻的道德、反人性的约束、过度的律令,多一些实际的利益、理解与尊重,让员工有归属感和获得感。

  最后看第三个段落,这也是老子对以上难题的解决之道:不尚贤,使民不争;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

  从社会实用功能角度,“尚贤”的目的主要是选人用人,那么何为贤者,贤者是否可以准确辨识,是否需要标榜贤者,在一个群体内是否必需贤者,或者说最需要的究竟应该是什么?这些问题的答案是:一个群体,从环境上看,需要的只是尊重与公正,其余皆次之;从个体上看,需要的只不过是“常人”,其余皆次之。所谓“神奇卓异非至人,至人只是常”,也就是能够尊重人之常情与事之常理,有正常的同理心、共情力,言行不过度不越界,这样的群体才能自主地顺畅运转。因此,无须过度尚贤或推崇空泛的道德规范,常识与良知才是营造最佳工作生态的根基。法哲学领域同样认为,从常识可以判断他人行为的善恶,从良知则可以判断自身行为的善恶。正如当年审判枪击翻越柏林墙民众案件的法官在面对媒体访谈时所指出的:“恶法即非法”,士兵可以辩称被迫执行上级命令,但我们仍然可以遵从道德与良知,可以有将枪口抬高一厘米的“主权”。

  南宋孝宗曾言:难得办事之臣。名儒张南轩则如此对答:陛下当求晓事之臣,不当求办事之臣。并且还相当大胆地告诫:如果一味追求那些特别“会做事”“能办事”的人,将来“败陛下事者”,很可能就出在这些人身上。这话说得如同禅宗机锋之玄妙,但基本的意思是确定的:不要只是急功近利地办下某事,而是要通人情,尊事理,按照客观规律把事情办得妥当。

  正如冯梦龙所言:“做官无大难事,只莫作怪。”《老残游记》中则写得更加尖刻:“天下事误于奸匿者,十有三四;而误于不通世故之君子者,十有六七。”或如清人所言:“天下有欲办事而不晓事者,固足以启纷扰之患。”那些一门心思想“做大事”“成大业”,但却缺乏自知之明、不能看清局势,或是不能尊重人情事理和基本常识的人,俗称“情况不明决心大,能力不足点子多”,往往把人和事带入低效和崩坏的漩涡。

  纵观历史,自视高明的管理者们谁不是想用君子?谁不是自以为用的是君子?然后便“各贤其臣”,都以为自己选拔的是贤者,但最终结果却大多是“卒于小人进而君子退”,小人越来越游刃有余,君子被迫避祸远离。

  因此,“事不外乎理,不审乎理之所当然,而妄逞意见,以事纷更者,乃生事之人。”

  其实各家学说也都对所谓“选贤任能”有反对意见。譬如法家就推崇法治,试图以相对客观的制度体系,来取代主观上对贤与能的判断甄选以及道德伦理的标榜。所谓“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

  韩非子洞察人性,提出:“相爱者则比周而相誉,相憎者则比党而相非,诽誉交争,则主威惑矣。若舍法从私意,则臣不饰其智能则法禁不立也。”法家认为,人类社会对人与人之间的是非毁誉,很难有绝对的标准,在私情和私心之下,彼此交好的便相互抬举,彼此有矛盾的便贬低攻讦。因此企业管理者对于互相爱护的称誉和互相怨憎的诽谤,都要小心明辨,不可偏听偏信,如果先入为主,受迷惑、陷偏差,就会逐渐丧失威信,团体也会混乱。

  即便儒家,从其原始思想体系看,也只是倡导君子的仁礼之风,并不特别标榜贤者。甚至对类似的标榜抱有很高的警惕。譬如认为“乡愿”乃是似德非德,那些人们眼中的忠厚无疵者,往往源自伪善,缺乏是非大义,是危害道德的“德之贼”。孔子更进一步认为,一个人如果被大多数人所亲近喜爱(约等于人们眼中的贤者),未必是此人真有多好;如果被大多数人所厌恶排斥,也未必是此人真有多坏,必须是“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也就是被善者所喜爱、恶者所厌恶的,才更有可能是一位真正的仁者。

  归根结底,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和生态下,真正需要的是尊重常识和情理、尊重群己边界权限的“正常人”。

  老子给出的终极答案如下: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知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

  从表层看,减少心机巧伪,满足衣食温饱,减弱野心欲望,强健体魄心性。还要自上而下主动发力,让人们放下彼此谋算,让那些所谓的智者“不敢为”,让他们在“低欲望”的人际生态环境中无可立足。

  从深层看,讲的还是前文提到的“令有所属”,即让人们发自内心想做点有意义的事,有点超功利的追求。句中核心在于“强其骨”,一方面,指的是鼓励纯粹身体行为的运动锻炼或技艺操作,进而扩展到广义的文艺体育兴趣爱好的引导与培养,从中锻炼精神品性、释放情绪、调衡心理,成为一个有精气神的“活人”。另一方面,则是要让人在内心深处有一个坚定的“主心骨”。人无癖不可交,因其无至性也;人没有专注的喜好也不可交,因其无真情也。而无真性情、真爱好的人,往往最易陷入追逐低层次需求的恶性循环中,自己不会真正快乐,还经常会伤害到别人。同理,一个不专注、无特质、少情趣的企业,也会内部缺乏凝聚力,外部缺乏竞争力。找到安身立命的事物与方向,企业就会变得专注、凝聚、理性,全力固根本,全力攻特色,“无为”其他;与此同时,才能自然形成“无利害”的“无为”心态,进而清晰地解析出所遇问题的破绽、处理问题的枢纽、解决问题的路径,然后顺势而为,待机而动。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