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冀南银行十字岭生死突围

  冀南银行最为艰难的经历,发生在1942年5月,抗日战争最残酷、最困难的一年。当时,日寇为了获得“斩首行动”的胜利,提前布局,伪装成八路军官兵,长期潜伏在晋东南乡村,等待行动命令。随着岗村宁次“大扫荡行动”付诸实施,日军突袭八路军前方总部,造成我军极大被动,左权将军为此献出生命,冀南银行也因此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损失……

冀南银行

  抗战时期的地理范畴

  为便于理解,本文将所涉及的地理环境、地理位置还原到抗战时期。

  左权县,即当时的辽县。十字岭是八路军前总参谋长左权将军牺牲的地方,位于辽县麻田镇东北方直线距离17公里处,北艾铺村南十字岭顶峰。由于该山岭顶部呈十字,分别指向山西省辽县东部、黎城县北部和河南省涉县西部、武安县西南部,人们习惯地称其为十字岭。1942年5月左权将军的牺牲,与掩护八路军前总司、政、后相关机构密不可分,其中就包括冀南银行。那也是冀南银行最为困难、最为凶险的一次经历。

  由于战争需要,彼时的山西省黎城县被一分为三。1939年10月将该县的偏城镇划出,设立偏城县,属太行区第六专属管辖;辽县的南艾铺等村庄,划归偏城县管辖。左权牺牲后,1943年又将黎城县北部地区划出设立黎北县,属太行区第三专属管辖。

  辽县的十字岭,又可以称之为“小十字岭”,即矗立山顶便能清晰入目的十字岭。如果从这个小十字岭向东南西北四方分别延伸几十公里,便可划出一个“大十字岭”。按照上北下南的惯例,这个大十字的左上角,是辽县,即今天的左权县;右上角,是武安县,即今日的武安市(现属河北省);左下角,是黎城县;右下角是偏城县,即今日的涉县。大十字岭不能目至,除徒步丈量、“指点”地图外,还可在飞机上俯瞰。虽不是精确图案,但“大十字岭”体现了四个县交叉的基本相邻态势。故事便发生在这里。

  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周文龙著作集锦》有载,在山西省黎城县成立的冀南银行也称路西行,由八路军前总领导。为方便业务,同时在河北南宫县成立路东行(因地处平汉铁路以东),由冀南区行署领导。路西行是冀南银行总行。

  前总机关突围

  1942年5月,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岗村宁次发动了灭绝人性的“铁壁合围”大扫荡,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实施“三光”政策。上旬,日军突袭冀中根据地,妄图一举捣毁冀中抗日武装;中旬,向晋绥边区派遣千人队伍实施佯攻的同时,日军充分利用平汉铁路、正太铁路、平绥铁路和陇海铁路河南段,日日运兵,严密部署,旨在包围八路军前方总部。

  此次扫荡,时值地里的庄稼刚刚泛黄,日军依据电讯部队捕捉到我军总部电台信号,以其当时的特种部队——益子挺进队为先手棋。其中,步兵第223联队以益子重雄为队长,第224联队以大川桃吉中尉为队长,由特别精选的100名日本士兵组成。这是一支身着八路军军服,有些人长期潜伏在晋东南一带,会讲长治方言,假装为老百姓扫院子、挑水、劈柴的日军尖兵。队员怀揣朱德、彭德怀、左权、刘伯承、朝鲜义勇队负责人金永德等人的照片,埋伏在辽县窑门口村和偏城村,配合主力进攻辽县麻田镇,要对我前总实施“斩首行动”。25000余名日伪军,包括第三、第四旅团主力,第一、第八和第三十六旅团一部共一万多人,伪军一万多人,根据益子挺进队的报告,划定包围圈,合击麻田。

  当时八路军前总司令部、政治部在辽县麻田镇一带驻扎,后勤部则重点驻扎在桐峪镇一带,冀南银行营业部便在桐峪镇。

  鉴于提前完成了化装侦察,日军已经获得主动,他们迅速、精准地朝八路军前总所在地辽县桐峪镇、麻田镇和必经之地偏城县的南艾铺村包围过来。

  八路军前总和中共中央北方局机关于1942年5月23日晚开始从麻田镇麻田村向东转移,24日上午行进到了麻田镇郭家峪村。由于形势严峻,一宿只前进了30公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政治部主任罗瑞卿,参谋长左权,后勤部长、冀南银行董事长杨立三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等开会决定,分散突围、各自为战——彭德怀率领总部直属部队、北方局从西北方向突围前往太行二分区,即辽县西侧的榆社县方向,突出重围,跳到外线;罗瑞卿率领前总政治部直属队,由野政警卫连掩护,向东南方向突围前往太行六分区,即武安县方向;杨立三安排后勤人员向东北部羊角山、黄泽关先行突围,即经武安县到河北省邢台县一带相机而行;左权指挥总直机关突围。

  24日上午11时许,杨立三对后勤部副部长、冀南银行副董事长周文龙下达命令:“敌情万分危急,决不能组织大部队突围了,想办法让各个单位分班组立即小股突围,突出去就是胜利。”

  周文龙一面命令通信班、警卫连紧急集合,一面组织出纳人员用8个驮子把600多万元的冀南票币和贵金属等驮在骡子背上,然后带领几十人押着骡子边打边向东撤退,退到南艾铺村的一条沟里。彼时,敌人在东侧已经堵死村口,我军一时无法突破,地形也极为不利。周文龙率队爬上山坡不久即被敌机发现,俯冲下来猛烈扫射,驮冀南票的骡子中弹倒地。

  由于已经完成了对八路军总部的包围,敌军此刻特别疯狂,航空兵在八路军头顶盘旋、俯冲、轰炸、扫射,地面的八路军官兵几乎可以看清敌机飞行员的面孔。

  周文龙命令供给部全体干部动手,将麻袋里的冀南票一捆一捆掏出,抬到山下分散在石山沟里,拣些石头遮盖严实,临时隐藏起来,命令出纳员留下看守,嘱咐道:“要随机应变,巧妙躲避敌人搜索,千万不可大意,这笔款子是总部的家当,人在钞在,一定要保护好。”

  随后,周文龙率领部队忍饥挨饿,昼伏夜行,在摩天岭一带与敌周旋,时战时休,时退时进。

  “扫荡”结束后,资金全部收回,毫无损失。

  冀南银行突围

  十字岭一带的突围,是冀南银行的一次生死考验。

  5月24日,冀南银行总行接到转移命令,在黎城县宽嶂山紧急埋藏主要的机器、设备、原料和基金,然后迅速到辽县桐峪村集合。根据总部首长决定,冀南银行一分为三,一部分人员由经理高捷成、营业部主任杨介人、教导员罗维率领,随前敌总指挥部行动;一部分由政治部主任陈希愈率领,主要是武装排人员,前往武乡县参加战斗;一部分则由政委熊光炳率领,由于熊光炳患伤寒,罗瑞卿要求熊光炳到辽县麻田镇一个农场养病。当熊光炳带领随行人员到达麻田时,日军已经逼近,前总向羊角山方向撤走,熊光炳一行随即向羊角山追赶。同时,陈希愈率领的武装排也由于形势突变,无法到达武乡县指定位置,转而向羊角山追赶。当时,陈希愈也病了,高烧达40度,但他仍然坚持作战,指挥战斗。

  不久,前总、一二九师后勤机关、冀南银行同时陷入敌人包围,被困在羊角山区。

  日军航空兵俯冲下来,疯狂扫射、轰炸,山上的敌军伏兵居高临下向我军射击,并且多次冲杀下来。一旦被敌人攻破,冀南银行总行的工作人员很有可能全军覆没。

  危急之下,我军后勤部队的同志拼死阻击敌人,特别是冀南银行武装排60余人,面对强敌,不慌不忙,打得有板有眼。日军本以为胜券在握,后来才发现“胜利”不过是过眼云烟。

  对于所带基金、设备、原料等,冀南银行的处理方式与周文龙一致,即埋在羊角山的山沟里,用石块儿盖严,做好标记,同样要求留守人员负责监控,人在钞在,人在设备在。

  下午5点,总部多数机关已从羊角山突出重围,掩护总部的一个连队官兵随同撤走。但日军的进攻并未放缓,轰炸、扫射、冲击仍在继续。在八路军官兵的英勇阻击下,日军虽“居高”却一直无法攻入山沟,至深夜,秘密撤走。

  25日凌晨,冀南银行与一二九师后勤机关人员抓住时机,先后下山,涉水劈浪,攀山越岭,从羊角山东侧的古代官道,穿过辽县通往邻省的五道爷庙(明朝修建的阁楼),进入武安县。

  上午10点左右,冀南银行人员走到武安县、辽县与偏城县交叉地带的窑门口附近吃午饭时,遭遇到敌人突然袭击。炮弹落在银行人员跟前,敌机疯狂扫射、轰炸,一直打到下午6点。同志们边作战边转移,一路向北,穿越武安县进入河北省邢台县。

  沿途不时遭遇日伪军,虽缺少战斗部队,但他们凭借经验与才智一一化解,停停打打,打打停停,最终钻进深山隐蔽。陈希愈带领武装排掩护后勤人员,不仅要与扫荡的日伪军周旋,而且还要保护、抢救被敌人搜索、挖掘出的冀南银行资金、财产。

  刚刚到达邢台,陈希愈得知埋藏在辽县羊角山的资金、财产被敌军挖走一部分,立刻率队向武安县挺进。晚上,发现敌人正向冀南银行方向杀来,他当机立断,马上集合队伍,占领了武安县西沟村(今朝阳沟风景区)山头。当时他高烧依旧,却仍然指挥若定,坚持了一整天,期间打退了敌人多次疯狂进攻。晚上,他主持召开党员会议,分析形势、总结战斗,估计敌人次日可能的进攻形式与线路,做好战斗准备。

  鉴于西沟村与羊角山直线距离只有七八公里,陈希愈决定,除少数人在山上秘密监视敌人、保护我方存放的资财之外,其余同志全部向辽县转移。当晚,武装排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即组织了纺织厂数百名女工转移到辽县。

  次日拂晓,敌人果然包围了西沟村山头,没有转移和来不及隐藏的同志全部壮烈牺牲。

  日军并不甘心失败,每天清晨指挥军犬搜山,又有一些同志不幸被俘、牺牲。

  就这样,且战且行,或进或退达半月之久,日军大扫荡告一段落。冀南银行同志昼伏夜行,与敌对阵,避实就虚,有游有击,或直或曲,总行人员最终得以返回小寨村。反扫荡期间,冀南银行隐藏在羊角山上的一些材料受损,但是银行机器设备、原料、财物等保存完好。

  黄泽关是羊角乡关口。如今,羊角乡阁楼西门洞镌刻“东接豫省”字样,意指关口以东区域为河南省管辖,东门楼刻有“紫晋呈祥”。

  左权将军牺牲

  5月25日,左权参谋长要求彭德怀司令从南艾铺村向西突围,之后自己站立在十字岭山顶,亲自指挥总部机关人员翻山突围。

左权将军雕塑

  前总机关有几个特点,一是年长者多,二是女同志多,三是武器上手枪多,四是照明用具上手电筒多,五是文化上高学历多,六是奔跑能力上体弱者多。“六多”这一实际问题不容回避,战斗力不强,客观上造成转移中的诸多困难。

  北方局机关、野战政治部、后勤部、党校、报社等2000余人,左权要对他们负责,从日寇合围的缝隙中分散突围。彭德怀、左权等人原本打算待天黑后突围,但彼时日军完全占据主动,形势表明,如果坚持到天黑,一定会造成更大的牺牲。

  必须立即突围!

  指挥总部转移的战斗刚刚开始,周文龙就敏锐地感到,这次扫荡与以往不同,敌人似乎长了眼睛,“点穴”准确,招招致命。敌强我弱,敌众我寡,我军只能依靠实战经验分散突围。

  分散突围,是八路军在敌后作战摆脱敌军合击的成功经验,要义在于“利害变换线”,即掌握敌人活动中最有利于突围的位置。日军分进合击,若突围过早,绕不到敌背后;过晚,敌空隙小,突不出去。突围成功的保障在于八路军情报的准确、及时,指挥员的沉着果断以及官兵的勇敢坚定、高度自觉。

  突围方向不变,冀南银行向麻田东北部的羊角山转移,罗瑞卿率领报社、党校等同志向东部的武安县转移,杨立三则率领后勤部兵工厂、被服厂等人员向西转移……

  八路军385旅769团奉命在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渥率领下潜行转移到了南艾铺、十字岭一带,隐蔽待机,准备跳出日军包围圈,前往冀西作战。尚未完成部署,看到八路军总部首长左权、罗瑞卿、杨立三等居然还在敌人包围圈里,大吃一惊。

  左权介绍当前处境说:敌情发生重大变化,总部向外转移的道路已被堵死,随行的后勤部、党校、抗大、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等机关、学校,人员众多作战队伍却少。他下达命令:“769团1营和团特务连一起担负保卫总部的任务。你们先布置警戒,如果敌人合击南艾铺、十字岭,一定要坚决阻击,掩护总部安全转移。具体任务要等到把冀西游击队杨秀峰处敌情弄清楚后才能做决定。”随后,1营在李德生营长率领下积极备战。

  枪林弹雨,炮声,枪声,喊杀声,声震太行。

  火光冲天,炮火,野火,炼狱火,燃遍华北。

  彼时,距离南艾铺村、十字岭不远的辽县泽城、尖庙的日军已进到山庄,羊角和麻田的日军,开始炮击北艾铺村和十字岭一带,偏城县偏城村的日军沿着总部转移路线,迎面杀来,计划把我军总部人员全部装进口袋合击——敌军已经发现总部的转移意图。

  769团按照部署,拼死阻击敌人。

  战况激烈,战火交织在辽县、偏城县、武安县三县交叉区,敌人越来越多,769团已经无力分兵,敌人越攻越近……罗瑞卿将阻击任务交给了朝鲜义勇队。朝鲜同志兵分两路,迎头阻击。日军数量是他们的好几倍,但他们视死如归,顽强作战,粉碎了敌军多次疯狂进攻,掩护总部转移后,他们与769团3连一起跳出敌人包围圈。在这场战役中,陈光华等朝鲜同志壮烈牺牲。

  下午4点多,南艾铺村的小道上已空无一人,前总大多数人员已突出重围,769团团长郑国仲和1营教导员王亚朴率领三个连交替掩护,向北艾铺村方向靠拢。

  5点,左权还在指挥前总非战斗人员转移,队伍到了十字岭以北高家坡山腰,前面便是敌人最后一道封锁线了。左权声音已经喊得嘶哑。他登上一块高地,高喊:“快冲呀,同志们!冲出山口就是胜利!”

  突然,一发炮弹落了下来,左权向大家高呼一声:“快卧倒!”紧接着,第二发炮弹落了下来,左权头部中弹,仰面倒了下去……

  当时,周文龙并不知道左权牺牲,继续率众与敌寇周旋,白天隐蔽,晚上转移,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保持安全距离。途经十字岭时,见到战友的尸体横七竖八,有与日军扭在一起的,有死死掐着日军脖子的,大多20岁出头。

  回到麻田镇,彭德怀见面就问:“供给部的钱款有没有损失?”

  “弹药呢?”

  得知后勤人财物完好无损时,彭德怀方才松了一口气,对周文龙的相机处置、随机应变提出表扬。

  接着,杨立三告诉周文龙,左权参谋长牺牲了,年仅37岁。周文龙泪如泉涌,杨立三也在悲痛中写下案头条幅缅怀:

  仁人、锦州何处去,

  裴嘉、梁耀不归来。

  左权曾参与冀南银行选址,亲自部署黎城县宽嶂山的防御工事施工,并且建起了宽嶂山安全保卫体系。有一次,他带领几个警卫员去宽嶂山印钞厂检查,到了宽嶂山口,被儿童团员李庆先拦截,左参谋却非常高兴。如今,这座山已被命名为“将军岭”。

  将星陨落十字岭,民族崛起惊涛处。

  左权的牺牲,是为总部机关断后,是为掩护包括冀南银行总行的全体同志。

  从小十字岭角度看,左权殉难处,直线距离周文龙埋藏贵金属和冀南票的南艾铺村只有2公里,距离高捷成埋藏资金、设备的羊角村只有8公里,距桐峪村18公里,距麻田村17公里。两个埋藏钞票和贵金属的村庄,南艾铺村到羊角村,直线距离不足9公里。从大十字岭看,距偏城县直线距离不到1公里,武安县4公里,黎城县19公里。

  后来,黎北县于1945年回归黎城县,偏城县于1946年划归涉县,涉县、武安县在1952年平原省撤销之后,划归河北省。

  启示

  轰轰烈烈的十字岭生死突围告一段落,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启示。

  其一,红色金融是先烈们用鲜血染红的金融事业。中国的红色金融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三座大山”的革命战争中产生、发展、壮大的,是中国革命实践的产物,是无数先烈用鲜血换来的。

  红色金融诞生于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惊涛骇浪。从1926年大革命中建立的第一个信用社起,到土地革命战争期间浙赣闽、鄂豫皖苏区建立的多个金融机构,从抗日战争的民族独立烽烟中诞生的抗战金融机构,再到解放战争各机构实现合并走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机构始终伴随着战争。这些红色金融机构建立初衷是服务于革命战争,革命战争又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群众,金融工作者绝大多数都是在无资金、无设备、无专业人员的“三无”状态中开始工作的。所以,每当银行遭遇武装敌人,金融工作者大都可以在转移后继续工作,他们牺牲小我,服从大我。无论是基层人员景萍等人的牺牲,还是冀南银行经理高捷成的以身殉职,无论是黎城县小寨村农民霍星斗大义凛然,还是警卫部队整连战死,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最坚实的路标,是中国金融史上永恒璀璨的基石。

  其二,冀南银行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尚追求的体现。

  冀南银行精神内涵非常丰富,其主要内容,一是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一切行动都是为了民族独立、民族复兴,直至实现共产主义。左权1925年留学苏联,土地革命战争中参加万里长征,后又积极投身于民族独立的伟大事业,视死如归,是忠实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光辉代表。二是实事求是,立足现实,一切从实际出发,对敌金融开展货币较量,适时扬长避短。针对日军伪造货币机构——登户研究所,即以山本宪藏为首的“杉机关”伪造冀南银行货币这一情况,冀南银行同志们提高了货币更换率,利用币纸落后、容易损耗的特点,一年发行一批新钞,让“擅长伪造”的“杉机关”无暇追赶、研制假币。以拙敌巧,击退顽敌,虽属不得已,但是管用。三是不计较个人得失。立志高远,必然忽视个人利益,代表人物是冀南银行刊物《银行月刊》的主要负责人周义忠。周义忠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纵队57团政委,1943年任太岳区第一专署专员,l946年初任冀南银行研究室主任……几易其岗,但周义忠始终忠于职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其三,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永放光芒。

  在民族革命战争中,国际主义始终是光辉的旗帜。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有越南同志参战,又有朝鲜同志参战。冀南银行作为当时在党的领导下规模最大的金融机构,吸引了不少国际目光。他们中有教授,有记者,有科学家,也有情报分析员,他们或直接使用冀南票,或反映冀南银行支持的军队建设、农业发展和工商业流通,将红色金融事业传播到国外。1940年6月,传教士霍华德·索伦伯格与伙伴路易斯和瓦姆普勒(中文名字王普霖)到了辽县桐峪镇冀南银行营业部,与银行同志讨论经济形势和国际局势。当时,营业部负责人是杨介人和罗维。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际,美国哈珀兄弟出版社出版了杰克·贝尔登的《中国震撼世界》,其中一章专门介绍了冀南银行。

  同样,爱国主义永放光芒。抗日战争中,冀南银行是牺牲人数最多、军事斗争最惨烈的金融机构。1941年冬,日军突然袭击冀南银行和黄崖洞兵工厂,有一个连为掩护冀南银行安全,官兵全部战死。试问喋血太行的那些英烈,哪个不是爱国情怀使然。

  其四,识破敌寇特征,把握战略主动。十字岭突围过程中我军取得胜利的要义之一便在于对侵略者的手段与特点有清醒认识,把握战略主动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

  金融机构更要有前瞻性,除做好国内金融工作之外,还要放眼世界,在国际金融博弈中深刻理解冀南银行精神,根据新时期的国际形势,按照中央战略部署,服务经济发展,搞活国际市场流通,要勇于竞争、善于竞争,将老一辈革命家开拓的红色金融事业,不断推向前进。

  其五,山西的战略、文化地位进一步提升。山西自古以来就是捍卫首都的战略屏障。明朝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中是这样评价山西的:

  “山西之形势,最为完固。关中而外,吾必首及夫山西。盖语其东则太行为之屏障,其西则大河为之襟带。于北则大漠、阴山为之外蔽,而勾注、雁门为之内险。于南则首阳、底柱、析城、王屋诸山,滨河而错峙,又南则孟津、潼关皆吾门户也。汾、浍萦流于右,漳、沁包络于左,则原隰可以灌注,漕粟可以转输矣。且夫越临晋,溯龙门,则泾、渭之间,可折箠而下也。出天井,下壶关、邯郸、井陉而东,不可以惟吾所向乎?是故天下之形势,必有取于山西也。吾盖征之春秋之世,而知所以用山西者矣。”

  这虽是冷兵器时代的军事地理论述,但细读可见,山西历来是工业原料基地,是商业开拓地区,也是战略屏障。

  山西还是忠义文化的故乡,革命战争中有蒋三一家的满门忠烈、刘胡兰的宁死不屈……

  抚今追昔,十字岭突围不仅是我军的艰难历程,更是冀南银行的宝贵财富,十分值得当今的金融工作者不断地进行深入研究和探索。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