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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金融”

  策划人语:

  近代以来,金融业作为中外商业和文化交流的产物,逐渐在国人视野中萌芽、成长、壮大,直至今日,各种金融产品与服务真切地融入国人生活,成为生活中的必需。这一过程,也伴随着国人对金融认知的逐渐改变与提升。在1902年第六期《新民丛报》中,梁启超首次从日语中引入并解释了“金融”一词。1906年以后,《申报》大量出现“金融”一词,“金融”的概念从此正式进入汉语并被广泛使用,生根发芽。抚今追昔,在中国金融业繁荣发展的当下回望历史,过往已然沧海桑田,前路依旧波澜壮阔。

《新民丛报》

  说起读书,虽然我们首先仍会想到双手打开一本纸质书,但利用电子设备和互联网进行阅读,已更多成为实际场景。在某些方面,电子书、网络书带来的阅读体验和效果,已不亚于或说远超过纸质图书,金融史研究中数字阅读发挥的作用,就可作为一个例证。

  中国金融业是近代中外商业和文化交流的产物,“金融”“银行”等名词及货币银行理论也是从外部传入的。考察追溯汉语中相关金融术语的语源,是金融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有趣的课题。

  中国学者对“金融”等词的溯源研究早在百年前就已开始。这些词在中国是逐渐使用和传播的,很难找到一个绝对的起点,学术进步主要依靠在读书时发现更早的用例,然后把词语使用的时间上推几年。在纸质书时代,博览群书是进行词语溯源的必要条件,但在数字书时代,人们可以通过电子版拥有海量“藏书”,通过网络读到孤本秘籍,通过检索直接找到相关内容,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近年来,中国金融史相关研究取得的新突破,很多得益于数字资源的快速积累和数字阅读的广泛应用。

《原富》,南洋公学本

  先说“金融”。民国时,即有学者指出“金融”一词来自日本,后来学界也多赞成这个观点。但它在日本是怎样形成的,是否是“finance”的对译以及何时传入中国,一直没有定论。

  日本在明治四年(1871)5月10日颁布《新货币条例》,统一币制,确定金本位,因此“金融”一词应出现在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时期担任大藏卿的大隈重信,是日本货币银行体系维新的推动者,保留下很多当时有关此事的档案文献。这些档案后来捐赠给他创办的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称为“大隈文书”。十年前,早稻田大学公布了“大隈文书”的电子版,为考察“金融”一词在日本的产生、流传提供了条件。

 

  从大隈文书可见,明治八年(1875)年9月三野村利左卫门所上《关于金融的建言书》的封面即出现“金融”二字。这个建言书中多次出现“金钱融通”一词。在第十页,作者说一国的“金钱之融通”如同人的血液流动运转,一旦停止流动就会危害脏腑和健康,必须百方医治。当时日本国内“金融壅塞”,恰如人体血液运行停滞。“金融”这个二字连用之词,显然是“金钱融通”的缩写。稍晚,明治八年10月7日由吉原重俊写给大隈重信的《关于金融蔽塞百业不振的建言书》,开篇即言“方今金融蔽塞百业不振”,其“金融”也是“金钱融通”的缩写。

  在明治初期的印刷出版物中,明治十年(1877)牧山耕平所译《初学经济论》的第三十八章“金融壅塞”(对应“a commercial crisis,商业危机)、第三十九章“金融壅塞的恢复”中,“金融”一词多次出现,并且不再借助“金钱融通”而独立使用,说明它在日语中已经很流行了。

  在早期英日互译的书和词典中,“金融”译成英语多作“circulation of money”,而非今日的“finance”,当时的“finance”译成日语,则多为“财政”之义。要到1900年以后,才有译者将“finance”译成“金融”。可以说,“金融”一开始并不是对西方概念的翻译,而是日本自创的概念和名词。

  “金融”一词在日本流行后,开始传入中国,但最初基本上是日本人在中国使用,或中国人翻译日本人文章时原样引用,还不能说是一个汉语词。根据梁启超在日本编辑出版的《新民丛报》,在1902年出版的第六期,梁启超回答“日本书中金融二字其意云何?中国以何译之”问题时说:“金融者,指金银行情之变动涨落,严氏《原富》译为金银本值,省称银值。”其实这是个错误的解释,因为“金融”的本义并非指“金银行情变动”,说明即使如梁启超那样博学,当时也不了解“金融”一词,更不必说普通国人了。

  那么“金融”何时成为汉语中一个名词?我检索了《申报》数据库,发现《申报》中大量出现“金融”一词是在1906年以后,不少是中国人说的话,大致可说明“金融”一词进入汉语、广泛使用的时间,是在光绪末年,到宣统(1909-1911)时,已经进入官方语言。

  再说“银行”。中国最早的银行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的香港。1845年,英国的Oriental Bank在香港设立分行,后来陆续延伸到内地。仿造“洋行”创造出来的、与“bank”对应的“银行”一词也在香港出现,但最早在哪年用起,并不清楚。

  20世纪50年代,彭信威先生在《中国货币史》中曾对“银行”一词做过考证,他根据咸丰六年(1856)香港出版的《智环启蒙墅课初步》一书中“Bank Note”译作“银行钞票”,指出至晚到1856年,“银行”一词已在使用。

  彭信威的研究相当精细,此后数十年没有人找到更早的“银行”用例。直到前些年,香港公共图书馆将其馆藏的本地早期报纸扫描上网,我在1854年1月的中文月刊《遐迩贯珍》中发现关于“银行”的报道,将这个词的使用年代又上推了数年。

  《遐迩贯珍》是在香港出版的第一份中文期刊。1854年1月1日出版的当年第二号杂志(与第一号同日)刊登消息,说上年“十一月十三日,福州来信云:数月来,因地方多故,致数家大银行关闭歇业”。这则新闻说的是福州四家钱店遭遇“滚支”即遭挤兑而倒闭的事件。文中3次用“银行”来指称内地传统信用机构,与今天语义相似。算上《遐迩贯珍》的采访、编辑时间,可见“银行”一词至晚在1853年已在香港流行。

  在金融史研究中,货币银行学何时传入中国,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人们公认傅兰雅翻译的《保富述要》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货币银行学著作,但原书的书名、版本和作者布来德却长期没能考证出来,未免遗憾。2010年,保存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大学的《傅兰雅档案》出版,披露了《保富述要》译自Platt所著的《Money》一书的信息。通过线上检索英美图书馆书目,可知该书作者的全名为James Platt,是英国一位活跃的学者,还可找到此书的电子版。将中英文版本对比阅读,确定傅兰雅采用的是美国出版社G.P.Putnam’s Sons的1889年版,而非原先有学者推测的1891年版,译本的出版时间大致在1896年。这也算是解开了金融学史上的一个谜。

  数字阅读给人带来的便利,像上例所述,无处不在。金融业是一个创新行业,每年有大量新书应之不暇、读之不尽,但在阅读新书的同时,我们也可以读点旧书,而且不妨尽量利用电子和网络资源,那里面,蕴藏着无法想象的财富和乐趣。

1912年2月6日的上海《申报》刊登了关于中国银行1912年2月5日成立并正式营业的报道。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