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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秘“无为之治”

  在老子的思想体系里,和管理学关联最密切的概念,必定是“无为之治”,说它是道家思想的根基所在也毫不为过。

  然而如此简单的四字表述,引发的阐释却是卷帙浩繁,进而众说纷纭、争执不休,这恐怕会令原本推崇简约清通的老子哭笑不得。

  一个好的管理者,在“为”与“无为”之间,该如何决断如何取舍?老子的回答异常决绝:为者败之,执者失之。那就是说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必须以“无为”为根本,强为多为,必败无疑。

  管理者的“无为”能够达到的成效,《老子》第五十七章说得非常清楚:“我无为而民自化。”所以我们首须明确的就是,“无为之治”是说给管理者而不是员工下属的,而且它必须是一个自上而下的行为、上行下效的逻辑。

  奥克兰大学教授立普森在论述管理定律时,曾例举了一组亲身经历的对比案例:记述他在某文化公司就职时,部门内一名同事善弄权术,其他员工也难称仁善之辈,但部门主管者比较宽和而随性,在价值倾向上排斥虚伪和权术,也很少制定清规戒律,于是在客观上形成了无为之治,大家纷纷卸下防备,环境非常和谐,而那位爱搅弄是非者,由于逐渐不再被接纳,于是主动收敛和改善自身,但终因难以兼容于团体环境而主动申请了调离。而在另一家同类型企业中,虽然部门内大多是纯厚善良之人,只有一名同事心机巧诈,但由于主管者多作妄为,鼓动权术纷争,所以这一位爱搅弄是非者,却能搅动得整个工作生态充满怀疑与猜忌,彼此怨怼,人人自危,甚至主动出击,无论是为了自保还是伤害他人。立普森教授描述的这个经历折射的就是“乱自上作”的道理。

  “无为”必须是有前提的,不谈前提的“无为”就是不负责任的妄言。最重要的前提,一要无私,即无偏私;二要无涉,即尊重人的权限与界限,不侵犯和干涉。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这是因为对于天道而言,没有美与恶、善与不善之分,也没有偏私,天下万物皆为“一”,一样都是物,生命平等,得失平等。天道去,人道生,然后一生二、二生三,就开始了区分善恶美丑。

  譬如四季轮回,春花凋落、秋叶飘零、酷暑难耐、寒冬肃杀,该生长时生长,该衰落时衰落,一切都是自然。譬如在自然界生物链中,狮吃狼、狼吃羊、羊吃草,无法说谁是美善、谁是丑恶,一切都只是天道自然的循环与平衡,反倒是干涉破坏这种循环和平衡才是一种恶。

  老子强调管理者的“无为之治”和“不言之教”,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尽量把人性之恶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度内,不要多做多为,人为地去刺激人的贪念、挑逗人的底线、引诱人的罪念,不要搅动欲望、激发丑恶。

  完善的工作体系,大多都能实现“上无为而下有为”,各司其职,各行其道,企业公司自然能有序运转。而其前提保障,就是管理者首先要建构一个以平等和尊重为基础的公平环境,只要有公平二字为底线,就尽可以有人野心勃勃,有人温良俭让;有人积极奋勇,有人独善其身,整体的生态环境依然会在一种自组织状态下平衡运转。而这公平二字,正是效仿天道的最关键一环。

  正是在公平和尊重之下,人们才能安心地主动地自我管理。也就实现了管理大师德鲁克所说的:注重管理行为的结果而不是监控行为,让管理进入一个自我控制的管理状态,由于人人学会了自我管理、恪尽职守,那些所谓的管理制度条条框框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因此,无为不是不作为不努力,而是去枝叶抓主干。没有管理,也不是任其自生自灭,而是不横加干涉,适时引导,抓主干,确定企业文化理念,形成一以贯之的主线,统一意识;抓关键点做关键事,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无为之治”的解析,最好的办法就是“以经解经”——《老子》内部蕴含着所有答案,把《老子》中位于不同章节中的四句话整合起来,意义自然清楚明了,这四句话又可以再简化为四个字:静、减、隐、厚。

  第一个字是“静”。对应的章句是:我好静而民自正。

  静就是不繁杂、不扰民、不折腾,不要庸人自扰好大喜功,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企业管理,都是一脉相通。管理者进行企业管理,做规划要简单清晰,做事情要简练明确,这样才有可操作性,便于执行;不要反复消耗,不要频繁改变,不要折腾自己、折腾员工。

  要避免混乱与内耗与内卷,就要“静”;而要做到“静”,企业或团体就必须记住“治大国若烹小鲜”。一方面,煎炸小鱼时不能翻来覆去,不然肉就碎了,还要快出锅,盯火候。所以,不要折腾人、铺摊子、乱张罗。另一方面,小鱼就是指小菜肴,小菜的定位就是轻松休闲、恬淡随意,所以别弄得太复杂、太刻意、太紧张。治天下都如此,何况管理我们的那点儿工作呢。

  第二个字是“减”,对应的章句是: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

  所谓负重前行,释负便轻。就像一个人身体重,走路会累,上楼会喘,运动时关节不堪重负,捡东西,身体不适也会接踵而至,而健康瘦身减脂,减了后,身心轻松,做什么都一顺百顺。同理,一堆事情千头万绪,不如减选项、排干扰,整理出几条主线、几件提纲挈领的大事,当你手边的计划数量越来越少、操作方案越来越简练明确,减而又减,自然就离“无为”越来越近;自然就能“务百业不如攻一事,通于一则万事毕”。

  “事不欲多,多则杂,杂则扰,扰则忧,忧则不救。”往往越是复杂的事情越应当化繁为简,攻下要点、畅通主线,枝节问题也会水到渠成。一方面,把手头的工作,把正在管理运行的事项,化繁为简,减少环节与程序,寻找更简明实用的方案和路径,专注于最少的目标。另一方面,摒弃智伪与花巧,去除虚伪浮夸、矫饰造作、多余分散的东西,防范因急功近利而无所不为的“失控”,把个人或群体正在做的事情,拉回到简约、朴实、真诚的轨道上来,顺其自然,不急求有功,而功自成。在管理学层面,管理企业从照搬理论,到化用原则、事异备变;从制定繁杂的规则条框,到以人性化氛围引导自组织的良性循环;从不断增加方案改变计划,到谋定全局、一以贯之;从经常扩增机构人员、事必躬亲,到精兵简政、用人不疑,这些都是从“为学日益”到“为道日损”的过渡,从而向“无为之治”迈进。

  相信很多人都曾在现实生活中发现,我们原想处处求全、复杂规划,但由于各种临时状况只能简易行事,于是就在客观上非自觉地使用了极简主义的处理方式,但最终却发现,原来在过程和结果上并无损失,甚至并无实质差别,很多时候反而会比原计划的效率更高、效果更好。事实上,如果我们更科学更主动地采取极简管理模式,工作的收效将会更佳。

  第三个字是“隐”。对应的章句是老子对于百姓与君主的关系的一段经典论述: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顶级的企业管理者,人们并不知道他的存在;稍逊一筹的好的管理者,人们亲近他并且称赞他;再差一等的管理者,人们畏惧他;更差的管理者,人们轻蔑他。

  老子其实在此列出了道治、德治、法治、乱治几种形式与阶段。在他看来,道治一定是不显露张扬的,是隐于无名无形的;最好的管理者是松弛从容的,很少发号施令,而是默默地体察,敏锐感知隐患,并在萌芽状态处理。

  因此,企业管理者不是不存在,而是以一种隐身的方式统揽全局;管理行为也不是不存在,而是以人们意识不到的状态,静水流深地发挥着效用。就像人们并不会专门觉察到阳光空气的重要性一样,人们浸润于管理之中,却并未感到刻意性与压迫感,而是“百姓日用而不知”;事情做成功了,人们也并不知道是有所布局规划,只是说“我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第四个字是“厚”。对应的章句是: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管理行为宽厚混沌,百姓淳朴而多诚恳;管理行为细密严苛,百姓狡黠而多忌恨。企业管理者时时显能、处处在场、事事指挥,员工只会不堪其扰。所谓“明察则人扰,人扰则人徙,人徙则不安其处,易以成变”——凡事都把人看得很清楚、洞察精细,就会使人觉得被扰乱、受干涉,要么选择离开,要么心生抵触,进而引发混乱。

  所谓小乱由下、大乱由上,乱自上作,则团队尽乱。如果团体的制度和管理者的行事本身就充满了机诈与诡变,员工当然也会无所不为。《庄子》用比喻的方法说:“夫弓弩毕弋机变之知多,则鸟乱于上矣;钩饵罔罟罾笱之知多,则鱼乱于水矣;削格罗落罘罝之知多,则兽乱于泽矣。”一句话,鸟群、兽群、人群,都自有其节奏与平衡、本性与生态,只要不去过度扰乱,不去设饵布网地危害与刺激它们,它们也就不会乱。而如果居于上位的企业管理者运用智巧与机心,过度地开发出各种条框、限制、任务进度、业绩目标、计划方案、创新项目、奖惩措施、机构理念,等等,在弄权立威的同时,试图彰显所谓的管理才能与领导智慧,就等同于是改变了工作群体的原始生态环境,从而人人自危、各怀机心。这便是在扰人而非宁人,在祸人而非利人。

  管理者最重要的能力之一就是识人之明,任用合适之人选做合适之事,自己做好监督导引即可,这样既轻松又能把事情办好!要是自以为事事精通那便颇为危险。一个人的精力和时间总是有限的,凡事都想搞明白、都想管好的结果,往往就是事事都是一知半解、事事都管不好;即使是某一具体的事情搞明白了也管好了,其代价也往往是别的事情搞得更糟。

  因此,做到“静、减、隐、厚”,管理者就能谦逊理智、朴实无华,就能对那些蠢蠢欲动祸乱生态者“镇之以无名之朴”,下属也就会随之安定合作、利而不害。这也便是老子所说的“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欲而民自朴”的真义所在。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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