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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荒”与东方的纸币 东西方金融兴衰史

  策划人语:

  4月21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发表主旨演讲时指出,人类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坚定信心。矛盾并不可怕,正是矛盾推动着人类社会进步。任何艰难曲折都不能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

  文明史如此,金融史亦如此,回顾过往的不易才懂得来路的艰辛。在辉煌灿烂几个世纪之后,中国经济于16世纪后开始裹足不前,逐渐被列强超越,而后阴风晦雨、历经磨难。进入20世纪20年代后,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党领导的红色金融事业虽筚路蓝缕,却欣欣向荣。红色金融家们,用其不凡的历程,彰显了面对重重挑战,坚定信心、激流勇进的气魄。

  古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在16世纪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气候地理环境在16世纪前造就了繁荣,而在16世纪后却以至于衰败呢?回顾3000年东西方兴衰金融史,探究古代中国的纸币制度与白银本位的兴起与瓦解,剖析古代中国经济衰落及西欧列强崛起的原因,可以从货币角度解答这个李约瑟之谜。

  李约瑟之谜

  在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英国学者李约瑟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疑问:在公元1至15世纪,中国的科学发明和发现遥遥领先于欧洲,但当欧洲在16世纪以后诞生了近代科学之时,为什么中国的科学却停滞了呢?延伸到经济领域,李约瑟之谜就变成:为什么16世纪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遥遥领先西方,而在16世纪后却衰落了呢?

《中国科学技术史》 李约瑟

  李约瑟之谜在学术界引发了巨大的研究兴趣,相关讨论大体可以分为:政治体制说,中国的大一统集权政府压制了民间商业和创新活力,而欧洲分散的封建君王很难阻挠商业资本的崛起;经济模式说,富饶的长江黄河流域养育了大量人口,人多地少的小农经济不需要替代劳动力的机器设备,而人少地多的欧洲则迫切需要工业化带来的资本积累;文化哲学说,中国古代哲学缺乏形式逻辑,儒家文化不鼓励冒险和挑战权威……此外还有气候地理说等,不一而足。

  以上各种解说皆有合理之处,但存在一个共同的问题:古代中国的体制环境在16世纪前后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为什么同样的政治经济文化体制、气候地理环境在16世纪前造就了繁荣,而在16世纪后却以至于衰败呢?

  古代中国的“钱荒”

  殷商之后,在距今3000年前的西周,古代中国的货币体制就从原始的私人货币过渡到了政府货币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都以铜为材质,铸造自己的货币,如楚国的布币、齐国的刀币。秦灭六国后,奉黄金为上币,统一铸造外圆内方的铜币——半两钱,这成为此后几千年中国铸币的样式。

  秦之后直至南宋灭亡的近1500年间,除了三国和五代十国这一百多年的混乱之外,多数时候都是集权、稳定、便于经济发展的朝代。尤其是长达900多年的汉、唐、宋,更是达到古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巅峰。

  然而,经济发展离不开“钱”(货币和信用)。在没有现代银行体系的古代中国,信用不发达,而货币又掣肘于币材的匮乏:那时的中国不产黄金,铸币所需要的铜矿又常常不敷使用。所以,“钱荒”就成为困扰历朝历代皇帝的大问题。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一就是允许私人铸币。在汉高祖到汉景帝的50多年间,皇帝们信奉市场发挥决定作用的老子学说,既不干预经济,连铸币也懒得去弄,所以全是私人铸币。汉武帝平息吴王叛乱后,铜矿收归官府,私人铸币被禁止,还搞了一场“算缗”“告缗”剥夺富商资产的运动。唐朝的“钱荒”问题更为严重。唐玄宗时期,宰相张九龄曾经建议放开私人铸币,但玄宗没有同意。不过,在整个唐代,一直默许私人铸币,政府只是在私人铸币的质量实在太差乃至看不过去时才予以干预。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二就是节约用钱。首先是不再用货币纳税。按理说,货币纳税既可以推广货币使用,从而降低民间商业的交易成本,也可以极大地便利政府。因为实物纳税可能会导致政府自民间所纳之物非政府当时所需,而且,货币纳税还可以将纳税范围延伸到商品之外的人头税、收入税,从而扩大税源。但是,货币纳税造成了更严重的“钱荒”。公元780年唐德宗时期,颁布了用货币纳税的“两税法”,这就立即造成了严重的通货紧缩:在短短40年间,一斗米的价格从200文跌到40文。“两税法”遂被迫取消。其次是禁止民间囤积货币。唐朝后期颁布了“禁蓄钱”政策,规定民间持有的货币必须在一定时间内花掉,不得囤积,否则就没收定罪。

  解决“钱荒”的办法之三就是降低铸币成色(含铜量)。这个办法实际上是政府货币时代屡试不爽、用以抽取“铸币税”的法子。一般情况下,降低铸币成色还有所收敛,但到了财政紧张时期(如战乱),政府就无所顾忌了,如南北朝时期“形式薄小、轮廓不成就”的官方铸币。官方掺假,民间就替之以更加掺假的私人铸币,这些铸币“薄甚榆荚”乃至能够漂浮在水上。劣币必然驱逐良币,所以,最终官府的货币就连同铸币税都在市井中消失了。

  东方的纸币

  中国的“四大发明”脍炙人口,但准确地说应该是“五大发明”: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和纸币。纸币的发明当然离不开造纸和印刷术。公元105年东汉宦官蔡伦改进造纸方法,使得纸张进入全面实用的阶段。印刷术始于东晋时期(公元317-420年),在唐朝发展为成熟的雕版印刷技术,宋代的毕昇又将之升级为更加便利的活字印刷术。

  宋朝是一个商品经济较汉唐更为繁荣的朝代,当然,“钱荒”更加严重。北宋的四川是铁钱流通的地区,由于铁的价值远低于铜,同样的购物,所需携带的铁钱就更加沉重。于是,民间发明了可以兑现铁钱的纸币。在审理了几件民间纸币无法兑现铁钱的官司后,官府发现了纸币的好处。公元1023年,北宋在四川设立益州交子务,专门印制纸币“交子”。交子原先仅在四川使用,后逐步扩大到全国。南宋时期又改称为“会子”,由户部(即财政部)专管。

北宋交子

  既然货币发行是由户部掌管,那么,发行多少就看财政的需要了。于是,纸币的发明虽然立马解决了“钱荒”问题,但又带来了一个新问题:滥发导致的恶性通货膨胀。在北宋发行交子的早期,规定每三年发一次(称作“一界”),以新交子收回老交子。后来遇到财政困难(如王安石变法致使经济凋敝时期),加上与金的战争,官府发了新交子也不收回老交子。南宋时期也是如此,为了应对战争需要,大肆发行会子。当然,官府偶尔也会表示对通胀问题的关心,告诉民间将会用金银收购纸币,这种类似于现在央行正回购的做法被称作“称提”。但是,从来都是“称提无策”,直到丞相陆秀夫背着最后一任小皇帝在崖山跳海。

大明宝钞

  短命的元朝继承并且发扬光大了宋朝的纸币制度。元朝规定:第一,禁止金银流通;第二,户部专管,以金银为本,发行纸币——中统元宝交钞;第三,一切赋税都可以用纸币缴纳。明朝建立后不久,即于公元1374年设立宝钞提举司,发行大明通行宝钞,同时禁止金银流通。1375年,宝钞1贯相当于1000文的铜钱,但随后很快贬值,至1432年(第二年郑和七下西洋归来)1贯宝钞只能换5文铜钱。由于纸币的滥发,民间开始拒绝使用。正好从此时起,海外的白银开始涌入,民间喜欢,官府也顺水推舟,明朝转向了事实上的白银本位。

  纸币制度在宋朝维持了200多年,在短命的元朝也有几十年时间,而在长达270多年的明朝,开国仅60多年就无法稳定币值,这当然与财政开支有关。除了诸如征服安南(越南)的战争开支外,耗资巨大的郑和七下西洋(公元1405-1433年)恰恰发生于大明宝钞急速贬值时期。

  按理说,“七下西洋”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应该带来贸易和经济繁荣,然后自然是财政收入的增长。但是,明成祖朱棣只想着让郑和去宣扬皇帝的威德(有一说法是让郑和去寻找被他赶下台的建文帝),并非去搞贸易,因为明朝本来就一直实行严格的禁海政策。在没有任何经济利益的情况下,除了花巨资造船之外,还要给各国准备各种礼物,以至于明朝财政“支费浩繁,库藏为虚”。后世看来,在禁海政策之下,看起来云帆蔽日的皇家舰队实则是孤帆远影,后面并无跟随的民间商船。

  郑和下西洋不仅客观上导致了明朝纸币制度瓦解,而且,还间接地促进了西欧的大航海。欧洲学者也承认,如果没有近代早期中国向以白银为基础的社会转变,就不会有西欧列强的崛起。试想,如果中国人一直用自己的纸币,后来西欧人辛辛苦苦从美洲弄来的白银怎么会有人要呢?(上)

  (作者系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

责任编辑:原健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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