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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三次铸钱中心到红色货币中心 记江西省的钱币印制史

  中国古代铸钱业一直有“即山铸钱”传统,而江西虽比北方中原开发相对晚些,但赣地铜、煤与森林等资源丰富,自西汉年间铸钱以后,很快成为历代全国的铸钱基地,曾有三个朝代最为突出,三度成为全国重要的铸钱中心。清至民国初年,江西铸钱业有所旁落。而土地革命时期,江西苏区所创立的红色银行制铸发行了大量铜币、银币和纸币,使江西跃升为近现代全国的红色货币中心。本文以资源禀赋与文化传统的视角,对江西制钱业及其地位变迁进行分析。

  古代:江西三度成为全国铸币中心

  历史上,江西铸钱始于西汉,具体何时,说法不一。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载,“孝惠、高后……吴有豫章铜山,濞则招天下亡命者(益)盗铸……”。大约汉文帝(公元前175年)时期,吴王刘濞就在豫章铸造四铢“半两”钱,一直延续到民初,江西铸钱业历数千年而不衰,其中曾三次成为当时全国的铸钱中心,形成了丰厚的制钱及其相关经济文化底蕴。

  古代绝大部分时期,铜场、钱监都是官府经营的垄断行业,钱币铸造与币材联系在一起,与矿山分不开,有“即山铸钱”的旧例。江西瑞昌市铜岭商周时期炼铜遗址,出土了采掘、装载、淘洗等文物,是中国迄今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大型铜矿遗存。随着铜矿冶业的发展,江西原料充足,铸钱业很快发展起来。唐宪宗以前,贞元年已创置了后来著名的饶州永平监。从此,赣地铜矿开采与铸钱监的生产十分旺盛,一直位于全国前列。

  据《通典》载,唐玄宗年,“天宝中,天下诸州置99炉铸钱”,江西尚无1炉。而至中唐以后,江西设有信州玉山钱监、饶州永平钱监。其中永平钱监,每年7000贯,始为全国铸钱基地。而至五代十国时期,江西隶属南唐管辖。重心不在五代而在十国,最重要的是南唐(彭信威语)。南唐期间铸造了保中元宝、永通泉货当十大钱等四种钱。

  据《宋会要辑稿·食货》记载,到南唐时永平监每岁铸钱300余,而采用了“开元通宝”料,“钱法甚好,周郭精妙”。唐天宝年间日铸钱300余,而南唐时日铸钱达1500,提高了数倍。这是铸钱工艺的进步,带来铸钱产量的提高。南唐仅在饶州永平监所铸的钱币量岁达六万贯,占南唐铸钱总数的1/5,《宋会要辑稿·食货》载:“李煜尝因唐旧制,于饶州永平监岁岁铸钱六万贯,江南平,增为七万贯。”南唐时,江西首度成为全国的铸钱中心。

  宋明间,江西经济文化达到其历史鼎盛。宋代江西铸钱业是以唐五代为基础发展而来。随着北方战事压力,费用骤增,宋代钱监尽管增减不定,但江西的钱监,一直比较稳定的有饶州永平监、江州广宁监,还有虔州、信州铅山铸钱院、南安军钱监三处。

  北宋太平兴国六年(981),江南西路“询知饶、信、虔州土产铜、铁、铅、锡之所,推进前代铸法,取饶州永平监所铸钱以为定式,岁铸五十万贯。”神宗熙宁末年“天招匠人”,永平监提高了铸钱量,岁铸61.5万贯,占总数的12.15%。元丰年间(1078-1085),全国铜钱监达17个,岁铸额为506万贯,永平监岁铸额一直保持61万缗,占全国的12%。若加上江州广宁监、抚州裕国监、临江丰余监,铅山、赣州等地铸钱量,江西铸钱额居全国之首。当时的饶州及其永平监炉,是宋代重要的铸钱基地和铸钱管理中心,也是研究、培养、输送铸钱技术人才的重要基地。因此,江西成为宋代铸钱业的重要支柱。

  明代钱炉的生产力大有提高。洪武年间岁铸额为78312贯,比唐代增加一倍以上。作为传统的铸钱基地,江西铸过大中通宝钱,有小平、折二等五种,背面铸有省局名。洪武元年(1368)颁布“洪武通宝钱制”,分为五等,大部分省铸洪武通宝钱有局名,但江西等省的炉局未铸局名。永乐年间(1403-1424)开铸的永乐通宝钱,先由京师开铸,永乐九年江西开铸。宣德年间(1426-1435)江西布政司鼓铸过宣德通宝。以后数朝均未铸钱,到嘉靖年间(1522-1566)铸制嘉靖通宝大钱,有折二、折三等四种。神宗万历年间(1573-1620)恢复十三布政司宝泉局铸钱,江西宝泉局也鼓铸了万历通宝,万历十年停铸。天启年间(1621-1627),江西又开铸天启通宝钱。据统计,江西在明代所铸钱达六万七千余贯,占全国的37%以上,位居全国之首。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银元券

  晚清至民国:江西跃迁为红色货币中心

  清代以来,江西在全国的优势地位逐渐消失。自鸦片战争及五口通商以后,全国逐渐形成以港口—腹地格局,交通和贸易中心的变迁,新式交通工具的出现,使得江西传统的区位和产业等诸多优势丧失,加之几经战争的破坏,其中货币白银化加深,官僚资本的垄断,手工业的衰落,直接导致了江西传统铸钱业旁落。清朝铸钱承袭明制,仍由各省钱局鼓铸。从顺治四年(1647),江西始铸顺治通宝钱,到宣统年间(1909—1911),江西不再铸钱。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西方始铸造铜元。辛亥革命后,1911年12月江西铸过“大汉铜币”;1912年2月又铸行“中华民国江西铜币”,直至1935年法币改革,铜元失去市场流通地位。与全国其他钱局相比,受经济规模制约等因素影响,江西铸额也不算大,品种较为单一,也未曾铸行银元。

  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却跃升为全国的红色货币中心。苏区鼎盛时期面积占江西省的2/3。从1928年5月井冈山铸币起,到1934年10月红军长征前,6年多时间,江西省内各苏区货币发行单位有18个,占当时全国苏区发行单位总数的28%;发行票币类型60种,占当时全国苏区发行票币种类的33%,成为全国其他苏区的货币模范。各苏区尤其以中央苏区为代表的红色政权承接江西丰厚的制钱业文化,克服财力物力匮乏,集聚了一大批能工巧匠,如井冈山工字银币就是请银匠谢姓兄弟数人打造的,之后各苏区造币厂一共拥有技师和工人多达800余人,创造了辉煌的红色货币文化。

  从红色铸币看,江西苏区和苏维埃国家银行铸造铜元和银元,填补了江西未铸行过银元的历史空白。其中大部分于1934年初停工,具体说说其中的几种钱币:

  一是井冈山银币。其系百年红色货币史中最早铸造的金属货币。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边界工农兵政府所创设的造币厂用土法仿制鹰洋版加“工”字银币,做了1万多枚银元,1929年11月停铸。二是赣西南苏区银币。1930年底—1931年11月,先后由兴国东村乡苏维埃政府造币厂及其后续接管和改名为兴国县苏维埃政府造币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铸造的银元,日产由200—300枚提高至500多枚银元。1931年冬迁至瑞金洋溪。三是中央苏区银元、银币与铜币。一类是铸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2角银币和5分、1分铜币;另一类是通用银元,有袁头、孙头和鹰洋。1931年11月临时中央政府接管省苏维埃政府造币厂,组建中央造币厂。初期日产800—900枚银元。1933年夏缴获冲床后而日产为4000—5000枚银元。1932年铸造银元和银角1万余元。四是湘鄂赣苏区银币。早在万载、修水、铜鼓县苏维埃政府铸造了通用银元,约几百枚。1931年8月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组建之际,将万载、浏阳县造币厂迁至万载而合建成湘鄂赣省造币厂,日产100—200枚增至1200枚银元。五是湘赣苏区银币。1932年10月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在永新黄冈创办省工农银行造币厂,日产达300余枚银元。

  从红色纸币看,最早的红色纸币是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最先兴起的衡山县柴山洲第一、二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票币,而以成批量发行和管理较规范的红色纸币,却出现在土地革命时期,江西各苏区尤其中央苏区。其大体在1934年春夏停止发行,具体谈谈以下几种纸币:

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银币贰角

  一是赣西南苏区银行券。1929年8月东古平民银行以蜡纸刻板油印发行了铜元十枚券,铜元券与铜元同值使用,铜元300枚可兑银洋1元。1930年3月赣西南苏维埃政府财政部所属东古银行以石印发行了铜元十枚券,达20多万串。二是赣南根据地票纸。1930年12月—1931年9三次反围剿的随军银行“江西工农银行”,三次发行票券。1930年冬以缴获的“吉安临时辅助纸币”加盖“江西工农银行暂借发行券”“赤色区通用”等戳记,投入流通;1931年春由吉安东固印制发行江西工农银行铜元券10枚券;1931年7月省苏维埃政府加印面值铜元10枚、50枚、100枚新钞票,以回笼旧钞,统一票券流通。三是中央苏区银行券。1932年7月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发行纸币,有5分、1角和1元,1933年增发5角。1932年发行1元、2角和5分,共65175元。1933年8月增至200万元,到1934年10月发行纸币1100万元。四是闽浙赣苏区银行券。1931年5月赣东北特区贫民银行发行的银行券,有2角、5角。1932年6月赣东北省苏维埃银行发行1角、5角、1元等银洋券。10月随苏区的扩大,发行了1角、1元、50元、100元。1933年起,闽浙赣省苏维埃银行增发1角、1元银洋券、10枚铜元券,发行约100万元。五是湘鄂赣苏区银行券,1931年1-8月,万载、修水、铜鼓、宜春等四县先后发行了纸币:万载县工农兵银行发行的银洋票有1角、2角、1元;修水县立赤色消费合作总社发行铜元票,有100文、300文、500文;铜鼓生产合作社发行银洋票,有1角、2角;宜春工农兵银行发行银洋票,有2角、3角。1931年11月,湘鄂赣省工农银行发行纸币后,各县停止纸币发行,加快统一流通,发行的银洋券有1角、2角、3角、5角、1元,铜元券有100文、200文、500文、1串文。六是湘赣苏区银行券。1932年1月,湘赣苏区由省工农银行发行银币券,有1角、1元,共发行3万元,1933年国家银行湘赣省分行成立,发行新银币券有5分、1角、2角、1元和10枚铜币券。

  基本结论及启示

  基于上述,可以得出江西铸钱制币业在古代和近现代的变迁轨迹,即“古代三度铸币中心——清代至民国旁落——土地革命时期红色货币中心”。这主要是由江西丰富的铜矿、森林、土地等资源禀赋,以此为条件而培育和形成灿烂的货币文化,冶炼、造纸和印刷等手工业发达,人才荟萃。其中人的因素是关键,享誉于世“勤劳、智慧、勇敢和担当”的江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埋头苦干,勇毅前行,开创了江西苏区货币金融事业,铸就了百年红色货币史的奠基,成为新时代金融发展的源泉和新动力。

  (本文系中国人民银行2021年中国货币史课题“新中国以后对中央苏区货币收兑政策及其实施与效果评价”[编号2021024]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