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金融博物馆CURRENT AFFAIRS
金融博物馆 / 正文
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突围
访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

  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使土地贫瘠、地广人稀的陕甘宁边区创造了历史奇迹,也在战火纷飞、内外交困的艰苦环境下创造了财经突围的经济奇迹。在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色金融家们凭借其智慧和魄力,保持了边区货币和金融的稳定,为边区恢弘的财经突围画卷增添了精彩的一笔。

  日前,《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从他近期的研究中,探究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财经突围的往事,探索红色金融工作在陕甘宁边区的成功经验与其历史意义。

  “这就是贸易自主”

  《金融时报》记者:生产的飞跃式发展,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形势起到了怎样的作用?

  马林:通过两年的努力,在强有力的支持下,棉花、粮食等农作物的生产以及各种制造业的飞速发展,使陕甘宁边区实现了奇迹般的财经突围,取得了贸易主动权。

  陈云曾在1944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上说:“归根到底,生产第一,贸易第二。”当年的骡马大会上,布没有涨价,老百姓不买布。老百姓家里有棉花,自己纺线、织布。实际上是种植棉花引起的变化,这个变化对经济性质以及各方面的变化有决定意义,可以使我们生产独立,贸易自主。“棉花布匹不要进,盐卖出去时,价钱可以提高,这就是贸易自主。”陈云说。

  摆脱了棉花布匹进口依赖,边区法币流出便减少,金融市场渐趋稳定。因此,生产独立——贸易自主——金融稳定,使边区经济发生决定性的变化。

  《金融时报》记者:形成这种决定性变化,最主要的因素是什么?

  马林:是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整合各种资源与力量,统筹做好各项财经工作。

  1944年初,陈云接手西北财经办事处工作后,曾就陕甘宁边区的财经工作在西北局高干会上进行了总结。在论及财经工作为什么一度处于被动局面时,陈云说:“我们的财经工作要争取主动,‘主动’两个字很容易讲,要做到主动,有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步调一致。”

  陈云说:“银行、财政厅、贸易公司的工作要集中,如果各搞各的,就容易垮台。比如,贸易机关怎样卖出去,财政机关不知道,财政机关需要多少钱,银行不知道,相互不一致,东搞一下,西搞一下,结果就把贸易、财政、金融都搞乱了。”

  金融战线的智慧与果敢

  《金融时报》记者:在陕甘宁边区实现财经突围的过程中,金融工作和货币发行起到怎样的作用?

  马林:在陕甘宁边区实现财经突围的过程中,边币的稳定非常重要。稳定的货币,才能支持工农业发展。

  此前,法币作为当时中国的主权货币,在国际市场上可兑换外汇。为此,日伪政权曾存储了大量法币,准备换取外汇,扰乱全国的货币市场稳定。

  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更觉财力枯竭,便加紧对我沦陷区和大后方人民的经济掠夺,1942年6月8日,华中伪政权在日寇指令下宣布通货统一令,贬低法币价格,令民众限期兑换伪钞,并在江、浙、皖三省开始禁用法币。随后日寇集中三省法币向大后方抢购物资,以致大后方物资流向敌占区,物价猛涨,金融混乱。

  与此同时,日伪采取严厉办法,防止任何物资向边区和国民党政府统治区流入,以造成边区货币、物资的严重危机。国民党政府也同样对边区采取进攻和封锁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是法币急剧膨胀,并将严重贬值的法币,大量挤进边区,抢购边区的土特产,与边币争夺市场并转嫁其经济危机;二是加紧封锁边区,严禁货物输入边区,妄图切断边区物资输入渠道,卡住边区的经济命脉。此外国民党政府还指示封锁边区的部队,组织所谓经济游击队,打击、迫害推行边币的边区工作人员,破坏边区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阻挠边币流通;破坏边币信用,离间人民群众与边区银行的往来关系,破坏边区经济。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应对突如其来的金融危机?

  马林:在太平洋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边区银行及贸易局即已预见到战争爆发后,日寇将无法用国民党政府的法币套取外汇,可能以大量法币抢购边区物资,同时法币降为辅币的可能性很大。在这种情况下,驱除法币出境,扩大边币发行和流通,抢购边区以外物资,解决边区困难便成为银行的紧急任务。

  因此,陕甘宁边区严格执行新的金融法令,迅速严加取缔法币流通,一切交易概以边币讲价,使法币不致影响边区内部市场,同时适当增大边币发行量,便于及时收储战略物资;为应对即将出现的困难,各分行、各贸易分局迅速秘密购贮大量棉花、洋纱及日常文具用品。

  1942年7月26日,边区党政军领导高岗、贺龙、林伯渠等发出密电,要求各级党政军领导要坚决禁止法币在所辖区域流通,并及时收集境内法币,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区抢购物资。对于破坏金融的人犯,应给予严惩;动员民众将所有法币向银行或货币交换所兑换,或向区外抢购物资;利用时机,相对提高边币比价,以吸引国民党统治区商人运货物进入边区。任何公私商人将食盐及土产运出边区,均须换进半数货物,否则食盐、土产不许出口。

  《金融时报》记者:陕甘宁边区采取的金融斗争,取得了怎样的成果?

  马林: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边区对法币的总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这也是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党政军民密切配合的结果。主要表现在:货币斗争的主动权由日伪、国民党政府转入边区手中。法币与边币的比价由1942年7月全区平均1:3.71元降到同年10月的1:2.12元,边币信用大大提高,绥德、陇东、关中、富县等往日拒用边币的区域,人民已乐于接受边币,因此,法币反而显得过剩,而边币日渐珍贵,法币黑市低于牌价。

  货币斗争从未停歇

  《金融时报》记者:抗战期间,边币还面临着哪些危机,如何化解?

  马林:在货币斗争的同时,也面临着货币的反假斗争。

  1942年10月,边区对法币总反攻的胜利,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极端仇视。于是,他们又采取了新的阴谋来破坏边区金融。

  他们一是收集边币票样,模仿、伪造边币,假冒边币破坏边区的货币流通;二是间接利用商人或直接委派爪牙伪装商旅等办法潜入边区,通过各种办法吸收边币,造成某些地区边币奇缺,交换所难以周转应付,不得不默认法币流通。然后又将所吸收之巨额边币,择适当之时机与地点,集中抛入某些地区或向某一交换所挤兑,或在黑市故意以高价收买法币,蛊惑人心,造成群众对边币的恐慌,破坏边币信用。

  对此,银行在系统内公布了边币票样及记号特点,提高工作人员鉴别真伪边币的技术;发现假票后,跟踪追究,并悬赏奖励发现伪造者;追究出现假票不能及时发现而致使流通开来的分行所在地负责人的责任。针对挤兑边币的阴谋,边区银行决定对大量要求兑换的法币,多方侦察其来源,发现可疑者,即可暂缓兑付;对有挤兑法币者,详查其用途;严厉禁绝黑市,对于有意进行破坏者严加惩办。上述措施,对巩固边币信用,促使边币顺利流通起了很好的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为了扩大边币阵地,边区金融工作还采取了哪些措施?

  马林:陕甘宁边区开展了有奖储蓄运动。早在1941年10月,边区便开展了大规模的有奖储蓄运动,当月,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发表《为发展储蓄告边区同胞书》。边区组织了以朱德、高岗为名誉团长,林伯渠为总团长的劝储团,各分区、县也组成了劝储分团、支团,利用广播、报纸、标语、漫画以及座谈会、参议会,组织社会服务团、集会等方式大力宣传。这次有奖储蓄运动,在积累资金、减少发行量、稳定边币币值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持续进行货币斗争?

  马林: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记载,早在1941年6月,边区政府鉴于上半年物价飞涨、边区经济出现动荡不安的现象,决定发动平价运动。所谓平价运动,就是组织公营商店以低于市价的价格直接出售商品给消费者,尤其是直接销售给农村消费者。平价运动首先平抑布匹、毛巾、蜡烛、锨、锄等工业品价格,使消费者,尤其是农村消费者看到边币可以买到便宜的东西,打破存货不存边币的恐慌心理,提高边币信用,吸引农民进城卖粮,使粮食及其他农副产品价格逐渐下跌,从而达到逐渐平稳物价的目的。平价运动先在延安试行,取得经验后逐步推广。延安平价运动开始不到10天,布匹、毛巾、纸张等工业品的价格均呈稳定状态,改变了过去一天几涨的状况。

  这次平价运动,对边区工业品的质量和销路也是一次考验。交通纺织厂的土条布、难民工厂的毛巾、马列学院团结纺织厂的无牌布,都是老百姓最喜欢的商品,销售极快。其他如军委工业局所生产的皮子、绳子、毛口袋、精盐、伞、牙粉等,亦颇受欢迎,销路很广。这说明边区工业生产已打下了初步基础。

  因此,可以说财政金融的相对稳定,是陕甘宁边区实现财经突围的前提条件。

  战火中诞生的宝贵经验

  《金融时报》记者:陕甘宁边区实现财经突围,有哪些可资借鉴的经验?

  马林:战胜经济封锁,实现财经突围有很多经验,其中,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最宝贵的经验。

  根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所著《中国共产党历史》,1942年9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指出:“抗战以来,各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一般的是统一的,党政军民各组织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团结的,因而支持了几年来艰苦斗争的局面”。决定还指出:“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这里所说的统一领导,是指党从政治上对政权、军队、民众团体等一切其他组织的领导,是指大政方针的领导,而不是领导一切具体事务,更不是包办代替一切工作。决定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和指示,同级政府的党团,军队的军政委员会、政治部和民众团体的党团及党员,均需无条件执行;各级党委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根据这个决定的精神,中共中央先后建立和健全了在各地区的中央代表机构。各中央局(分局)都直属中共中央。由此,增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了抗日根据地各部门的工作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对敌斗争的发展及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

  正是因为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把中央局加党委的模式制度化,中国共产党才度过了几年最艰苦的时期。

  《金融时报》记者:这些在战火洗礼中总结得出的工作经验,对今后的工作有哪些意义?

  马林:《中共中央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制度化,这是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财经工作取得胜利突围的根本法宝。正是因为有了这一法宝,才保证了党的各项重大经济金融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实现了陕甘宁的财经突围。在财经突围的过程中,还历练出了一大批优秀的财经人才,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新中国的经济建设,积累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因此可以说,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打破国民党经济封锁的经验,对于今天而言,仍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巨大的现实意义。 (下)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