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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在陕甘宁边区的财经突围
访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

  1940年至1941年,国民党政府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皖南事变”,同时加紧封锁陕甘宁边区,造成了边区的严重困难。1940年10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蒋介石无论是投降德意日或投降英美,均将给我党以大的打击”,“国共间的严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故我们有迅速考虑应付办法之必要”。

  于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轰轰烈烈地展开大生产运动,一系列具体细致的工作被排上了日程,一场波澜壮阔的财经“突围”拉开了序幕。边区逐渐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开辟出生存空间。

  近日,《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国人民银行原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从他近期的研究中,探究中共在陕甘宁边区实现财经突围的诸多具体做法和历史细节。

  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金融时报》记者:面对异常残酷的军事和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哪些重要的制度革新?

  马林:首要的是调整陕甘宁边区党政军民工作关系。

  鉴于经济封锁形势的异常严峻,也鉴于山头主义、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的思想在党内有所抬头,194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组建陕甘宁边区中央局,规定此中央局为中共中央派驻陕甘宁的代表机关,高岗、谢觉哉分别担任书记和副书记。同时,指派任弼时同志代表中央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工作。中央局的任务是使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不打折扣地贯彻落实,使陕甘宁的党政军民更加密切地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不给敌人以任何可利用的间隙。据此中央强调:“各级党委的性质与成分必须改变,各级党委不应仅仅是领导地方工作的党委,而应当是该地区的党政军民的统一的领导机关(不是联席会)。”

  据《中共中央文件选集》记载,中央多次强调:“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中央局、分局、区党委、地委),因此,确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取消过去各地党政军委员会。”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理解成立中央局的实际需求与历史意义?

  马林:成立中央局是党在抗战时期党建方面的重大举措,意义重大。中央局是中央的派驻机构。中央局与地方党委人员是高度重合的,这实际上要求党员干部要深刻懂得,他们是代表中央领导当地工作,要从更大的角度和格局考虑处理问题,要考虑全局。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党政军民是个有机整体,不是各路神仙。

  此后,1942年11月2日,贺龙在西北高干会上指出:党是最高的组织形式,是领导一切的,要领导政权、军队和民众团体。军队不能闹独立性,政权不能闹独立性,民众团体也不能闹独立性。

  1943年2月20日,邓小平在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上也强调:“武装、政权、群众、党四种力量如何联系与配合呢?首先是党的领导问题,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彭德怀也说:革命根据地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就决定于上述四种组织的巩固不巩固,健全不健全,这四种革命力量是缺一不可的,缺了一种都不能形成革命根据地。

  要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中央迅速做出这些调整和布局?为什么财经工作首先从制度变革入手?

  马林:1941年4月,食盐贸易的情况证明了调整各种关系迫在眉睫,也证明了成立中央局意义巨大。

  当时,边区生产的食盐是当时重要的出口物资。特别是沿海地区沦陷后,边区生产的食盐就更为紧俏。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稿》中的《边区对外贸易概况》记载,1940年,国民党区发生盐荒,存盐抛空。1941年,“食盐缺乏,几成淡食。”

  此时,如果有效利用食盐作为贸易武器,可以获得较大的经济主动权。但是,由于诸多原因,边区贸易局并没有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开展贸易斗争,没能迅速有效地扭转贸易工作的被动局面,20万驮食盐几乎全部是自流出口的,而敌顽趁机有计划地套购边区食盐。

  据史料记载,“国民党一面禁止边区食盐出口,一面以西安官盐店名义与边区主要食盐出口口岸驿马关签订购销合同。‘以大车拉来法币,又拉回盐去’。这期间,驻陇东的部队为解决供给需要,竟以低价销售食盐。”

  《金融时报》记者:这种情况的发生,体现了哪些问题?

  马林:这暴露出当时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一些机关、部队展开生产运动后,为了自给自足竞相经营商业,借口自给拒绝纳税,甚至一些单位公开使用法币计价流通。

  抗战初期,市场价是三斤食盐兑换一斤棉花,国统区发生食盐危机后,贸易局决定提高盐价,用一斤食盐换一斤棉花。然而,相关情况的发生导致了边区贸易局没有利用这个时机,提高盐价以进行斗争。

  任弼时曾说:“在某些干部和某些部队中,产生着一些严重的现象,他对过去的优良传统起着一种腐蚀和摧毁的作用,这种现象,就是军阀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存在,就成为军队干部向党闹独立性的一种根源。必须认识,必须警惕,这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虽然它还只是一种倾向,但它却在发展着,我们必须努力克服它,防止它发展。”

  《金融时报》记者:中央如何处理驿马关口岸事件?如何处理各自为政的现象?

  马林:在创业领域,很多创业者,会因为不团结导致创业失败。所以,在创业中,重要的是人的问题,是组织的问题。相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抗日战争时期,党有了稳定的根据地,如何加强党的建设,加强军队、党政军民的建设等问题迎面而来。

  1941年5月,中央军委立即印发了《关于陕甘宁边区部队生产工作的指示》,其中指出,要“彻底实行贸易政策”。1、一切公营商店必须一律加入公营商店联合会并接受贸易局的领导。2、严厉取缔一切公营商店投机操纵黑市取利的行为。3、整理公营商店。4、军事系统所属的公营商店统限于6月底以前重新向建设部登记……

  1941年7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要求全体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要求全体党员,尤其是党员干部,更加增强自己的党性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

南泥湾的水稻田。 

  抽调党性强的干部,到重要的财经岗位上去

  《金融时报》记者: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财经工作进行了怎样的规划?

  马林:财经工作实现突围迫在眉睫。1940年11月23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发出《对财政经济政策的指示》,指出陕甘宁边区在财经政策上已不容慢步地走,而“应转到完全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政策,这是陕甘宁边区党和政府及全体人民面前“新的迫切的严重任务”。

  陈云曾说,现在陕甘宁是敌后抗日战场的总后方,如果不能够发展经济,中共中央机关就难以在陕甘宁立足。因此必须认识到加强财经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曾经,按照两党的协议,陕甘宁边区不能建立银行,不能发行纸币。国民党当局曾经提供的法币,多是大面额货币,没有小面额辅币,不方便使用。于是,陕甘宁边区发行了光华商店代价券,作为小面额辅币使用。

  此时,边区的生产、生活遇到了严重困难,建立毛纺织业迫在眉睫,谨防棉花布匹的封锁造成更大的困难。因此,任弼时提议:边区发行300万至500万元纸币,作为扩大生产的资本,并计划增加养羊300万头,提高羊毛产量,发展羊毛纺织。

  《金融时报》记者:如何完成财经工作的任务?

  马林:做好财经工作,干部力量非常重要。任弼时曾指出:目前正是边区银行由不公开向公开,由经营商业向全面开展银行业务,由财政支付机关向国家银行转变的开始。如何实现这一历史性的转变,用对了人是关键。我们要发行的自主货币能否站住脚?能否应对各种复杂、突发情况?这是一个不小的难题。

  因而,首先要在中共中央的直接协调下,充实财经部门的干部力量。

  1940年11月12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作出《关于开展边区经济建设的决定》,《决定》指出:广泛开展边区经济建设,是当前刻不容缓的迫切任务。这首先是为了使边区由半自给“迅速走向完全自给”。要求各级党委迅速制定细腻的明年经济建设的具体计划,毫不顾惜的抽调必要的得力干部到经济部门去工作。各级党委书记必须切实参加经济建设委员会的领导工作。

  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很多党员干部希望留在部队工作,而不愿去政府和财经部门工作。

  1941年5月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颁发了《中央关于党员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的决定》。该决定指出:“向全党解释,各种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是革命工作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是具体的革命工作。应纠正某些党的组织和党员对革命工作抽象的狭隘的了解,以至轻视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同时强调:“每个党员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党对于他的工作分配,纠正某些党员不愿参加经济和技术工作及分配工作时讨价还价的现象。”

  毛泽东为此曾大声疾呼:“大批的干部必须从现在的工作岗位或学习的岗位上转到经济工作的岗位上去。”

  《金融时报》记者:当时,选拔财经干部遵循怎样的标准?

  马林: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曾对财经各部门一把手的遴选提出了几点要求:忠诚可靠的党员;能在相对陌生环境、陌生领域里迅速站稳脚跟;要有全局视野,能依靠社会关系独立推进工作,较早打开工作局面;能够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能快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有一定的财经知识。

  任弼时也曾指出,“为着加强对于经济建设和经济组织的领导,甚至于可以把党性坚强的干部降级使用。”

  《金融时报》记者:哪些干部被选中,参与到非常时期的财经工作中?

  马林:在任弼时看来,朱理治就是那个党性坚强的干部。陈云也认为,朱理治具备上述这些素质,是一位不错的人选。朱理治曾协助周恩来处理西安事变的善后工作,也曾代替刘少奇,担任中原局代理书记。而朱理治级别较高,从中央局代理书记调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实际上是降级。在中央协调下,任弼时亲自找朱理治谈话,朱理治接受了工作安排。

  而拟任陕甘宁边区财政厅厅长的南汉宸,也是降级使用。此前南汉宸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在调任财政厅厅长时,毛泽东找他谈话,南汉宸欣然接受了中央的安排;拟任财政厅副厅长的霍维德,同样是降级使用,霍维德对此毫无怨言。

  从此,陕甘宁边区财政金融工作的人事安排,基本成型。

  通过细致的协调安排,朱理治出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王学文、王思华、丁冬放担任银行委员会顾问组成员,乔培新任边区银行研究处处长;南汉宸担任财政厅厅长,霍维德任副厅长,黄松龄担任财政厅顾问,吴波担任边区财政厅秘书主任;秦炎出任贸易局局长……大量的人才,包括抗大等学校培养的干部以及各个根据地调来的100多名干部,参与到财政、银行、贸易等部门的工作中。

  1941年3月,陕甘宁边区货币正式发行。

  协调关系 准备突围

  《金融时报》记者:在具体的财经工作中,党中央还进行了哪些工作部署?

  马林:中共中央多次召开专题会议,指导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工作,协调各方面关系。

  1941年6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为着更能统一与集权地解决陕甘宁边区的财政经济问题和批准党、政、军三方面的预决算,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由林伯渠、朱德、任弼时、李富春、高岗5人组成,林伯渠为主席。

  1941年8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着重讨论陕甘宁边区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为了统一认识,促进团结,协调工作,由毛泽东召集有关同志谈话。

  1941年8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继续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方针。毛泽东根据会议讨论的情况指出:边区财政经济的主要矛盾有两个,一是140万人口供给8万干部和军队,80%靠人民负担,“鱼大水小”,即生产与消费人员的矛盾;二是出入口不平衡,贸易逆差800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一是发展经济;二是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以民营为主,部分公营;平衡出入口最好的办法是组织人民运盐,党、军队和政府要尽心尽力而为。

  1941年边区财政向全部自给过渡,边区政府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当年,政府支付70万元,银行借款300万元,作为各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基金,要求各单位发展农业生产,以求自给。

  实现财经突围,难题摆在面前。诸多具体的生产问题也摆在面前。

  两斤换一斤

  《金融时报》记者:生产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马林:边区政府提出“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后,便发动银行、财政、贸易部门,联手支持工农业发展。

  陕甘宁边区历史上没有种过棉花,抗战时期,大量的人口需要服装被服,贸易禁运导致棉花紧缺,棉花生产的自给自足尤其重要。因此,边区大力支持棉花种植。

  1940年12月11日,边区政府发出关于推广种植棉麻的训令。训令规定:愿意植棉而无种子者由建设厅低价供应或借给,收新籽后归还;如果一亩地收不到10斤棉花,由政府弥补损失;如果10斤棉花的价钱少于种粮收入,由政府予以赔偿;如果棉花卖不出去,由政府承买。并且规定所种棉田3年内免收救国公粮。对于亩产超过10斤者予以奖励。政府成立了棉麻种植推广委员会,将《怎样种棉花》的小册子发至各县,并经常派人指导植棉,从而刺激生产。

给两斤棉花收一斤纱的政策,极大调动了农民参与纺纱的积极性。  

  《金融时报》记者:棉花生产与纺织业密切相关,如何调动边区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历史上几乎不种棉花的陕甘宁边区,展开纺织事业?

  马林: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延安南区合作社首先采取了“大胆放手,不怕亏本”的方针。他们的办法是,“以两斤换一斤”,即把两斤棉花交给纺纱者,然后只收回一斤纱,令群众有利可得。南区合作社的经验很快获得推广。边区境内,几乎家家纺车转,村村织机响。

  实践证明,“两斤换一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据《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史》记载,1942年,家庭纺织业有了显著的发展。据建设厅统计,农村已有土织机1.2万架、手拉机6.8万架;已有纺妇7.5万人、织妇1.3万人,共纺纱78.5万斤,年产土布5.4万匹。

  30亩与90亩

  《金融时报》记者:种粮的问题如何解决?

  马林:银行通过组织耕牛农具实物贷款,激发农业生产的热情和活力,以实现粮食完全自给。

  陕甘宁边区纬度高、全年平均温度低、干旱且土壤含沙、土质差,只能耕种一季。在这种条件下,边区一个壮劳力依靠双手的耕种极限是30亩地。然而,如果配上一头牛,一个人就能耕种90亩土地。于是,边区银行推行耕牛贷款,以实物发放的形式,提供耕牛农具借贷,极大地刺激了农业生产。到1942年,粮食生产大幅增加,边区彻底摆脱了缺粮,还实现了出口。

  《金融时报》记者:棉花和粮食生产问题初步解决后,如何进一步提升生产效率和水平?

  马林:为提升产量,丰富产品,边区利用财政资金支持光华农场优良品种的选育与推广。

  据记载,边区通过引进玉米新品种,经过实验后选出金皇后玉米,亩产1.5石,比本地玉米高一倍;马铃薯选出彭县黄皮及美国白皮两个品种,彭县黄皮洋芋亩产1462斤,美国白皮洋芋亩产1371斤;边区引进并培育了狼尾巴谷,两年间推广至17个县,种植面积达一万多亩;引进黑豆新品种,比一般黑豆产量高9.1%;在不能种冬小麦之寒冷地区引进黑麦。此外,边区试种甜菜取得成功,采取土法制糖,每百斤可产白砂糖12斤;选出西班牙红皮花生一种,产量比本地高20%;选出美国黄金叶及古巴雪茄烟叶,比本地烟叶产量高、品质好;引进和繁殖了美利诺羊、宁夏滩羊、黑紫羔羊、河南奶羊。且土法研制牛瘟血清,有效抗击了边区发生的牛瘟。

  1942年,农产品的品种、各种农产品的单位产量和总产量,都有了很大改观。

  《金融时报》记者:农业水平提升后,工业领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马林:在银行信贷的支持下,边区的工业也得到了较好发展。

  在纺织业中,政府经营的毛纺厂有4个;机关经营的大小纺织厂15个;部队经营的纺织厂有2个。边区羊毛年产约500万公斤,可织毛呢、毛毯、毛衣、毛袜、毡帽等。

  在化学工业方面,政府经营的有光华制革厂、新华化学工厂、光华制药厂;机关经营的有延长石油厂、中华制药厂、经建部制革厂、精盐厂、大光皮革厂等。光华制药厂可生产日用药品近20种;延长石油厂于1941年上半年就生产原油7225桶、汽油423桶。

  此外还有多家造纸厂、农具工厂、大车厂、煤炭厂、被服厂以及诸多私营手工业工厂也都蓬勃发展。在此期间,华寿俊等试验用马兰草造纸成功,成为边区印制纸币的主要原料。

  工农业生产面貌大幅改观,边区实现了全方位的财经突围。

  《金融时报》记者:大生产运动的成功,有着怎样的现实影响和历史意义?

  马林:从1940年至1944年的四年间,边区棉花种植面积由3000多亩增加到9400多亩,彻底摆脱了对进口棉花的依赖。同时,开荒235万余亩土地,开办了诸多工厂。大生产运动的成功,令边区摆脱了对棉花的依赖,摆脱了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使边区渡过了难关,突破了“卡脖子”的束缚,获得了贸易的主动权,最终赢得了真正的、彻底的、成功的财经“突围”。使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这块总后方根据地站稳了脚跟,为党领导敌后战场的抗战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

  实践也充分证明了,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通过调整关系、采用科学的管理方式和生产方式,凭借共产党人的智慧和勇气,就一定能够最终摆脱敌人的各种封锁,进而赢得各方面斗争的完全胜利。 (中)

  (本文图片由马林提供)

责任编辑:杨喜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