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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如其人风如其骨 记董必武的书法艺术

  1921年7月,中共“一大”在上海秘密举行,后因突遭法国巡捕搜查而被迫休会,遂由“一大”代表李达夫人王会悟作向导,从上海转移至嘉兴,在南湖的一艘游船上完成大会议程,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南湖革命纪念馆筹建时,据当事人王会悟回忆仿制了一艘船模,并送到北京请“一大”代表董必武审定认可后,再按船模仿制了一艘画舫供人们瞻仰。沧海桑田,抚今追昔,我们不会忘记党的创始人之一,亦是创建“中国人民银行”并为其题名的董必武。

  创建人行 挥写行名

  董必武(1886—1975年),原名董贤琮,又名董用威,字洁畲,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元勋,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社会主义法制的奠基者。

  董必武出生于一个清贫的教师家庭,但自幼受到良好的启蒙教育,17岁时考中秀才。他目睹清政府的腐朽专制和西方列强的欺压掠夺,立志救国救民并参加武昌起义,从此走上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不懈奋斗的革命道路。1921年7月,他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党的创始人之一。

  1948年5月,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中共中央开始筹备建立全国性政权的工作。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担任主席,8月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召开,9月成立了由董必武任主席的华北人民政府。在其领导下,华北人民政府积极有序地建立各级人民民主政权,恢复生产、稳定局面。经过努力,华北人民政府建立了较为系统的政权机构,积累了丰富的政权建设经验,并培养了大批干部和人才,为中央人民政府的建立做了多方面的重要准备。

  可以说,华北人民政府的许多工作,特别是其在财政金融管理方面的探索和实践,为日后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宝贵经验。1948年12月1日,在董必武的主导下,在河北石家庄组建了中国人民银行,并发行了首套人民币。该币的票面图案以反映解放区人民从事工农业生产为主;票版的正面和背面,除必要的阿拉伯数字外,一律用中文,以体现国家之独立自主。首套人民币共发行从1元至50000元12种面额,60个票种。票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行名和面额汉字(除1000元耕地狭版券外),均出自董必武之手。当时,中国人民银行总经理南汉宸请董必武题写行名和票面金额时,他非常谦虚并提议请林老师他们(指林伯渠、吴玉章、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来写。后在南汉宸再三请求下才提笔写成。这不仅是因为他的一手好字在解放区有口皆碑,而且“中国人民银行”行名也是由他首肯并上报中央批准的。可以说,中国人民银行的成立与人民币的发行都是在其直接领导下推进完成的。

  于是,在西柏坡的一个农家小院里,董必武按传统习俗,在沐浴更衣后铺开白纸,提笔挥毫,认真写下了“中国人民银行”六个大字及“壹、贰、伍、拾、佰、仟、万、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票面金额。为了让设计人员有更多的选择余地,他特意写了几种不同的写法。

  诗书合璧 正大气象

  如今,人们对董必武的书法了解并不多。董必武作为一位书法家,其艺术风格格局宏大,特色鲜明:

  其一,取法正脉,功底深厚。董必武自幼蒙学私塾,后又考中秀才,“经史子集”功力自不待言,书法更是其修身立学之基。其习书从柳公权、颜真卿、欧阳询等唐楷入手,路子纯正,气息醇厚,对传统书法精神有着十分严谨的传承。要说董必武与书法的结缘,实则源于其童年经历的一件事。在10岁那年,其父董基文应聘到湖北麻城张杰麟家任教。当地一些“文人”瞧不起董基文这位穷书生,想故意刁难,便邀其赛诗比赋。这当然难不倒熟读四书五经、精通吟诗作对的董基文。见捉弄不成,那些人又心生一计,提出比字。没曾想,这可戳到了董基文不擅书法的“软肋”。面对那些人的讥讽,伫立一旁的董必武心中十分愤慨,暗下决心:“一定要练好书法,为父亲争回这口气!”从此以后,他便发愤练字。为了节省墨和纸,他就动手做了个沙盆,用木棒在沙上习字。冬去春来,寒来暑往,从不间断,通过勤学苦练,其书法功底越来越深。新中国成立后,他虽然肩负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政务繁忙,且年事已高,但仍抽空习字,临摹碑帖,乐此不疲。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之常常不解地问道:“您的字比帖上的字还要好,为何还如此一笔一画地临帖呢?”他总会摆手说道:“可不敢当啊。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流传下来的那些好的字帖都是世人公认的典范,我们学习书法必须坚持临摹,练就过硬的基本功。只有这样,才能在古人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写出具有自己风貌的字来。”

  其二,字如其人,风如其骨。我们常用“字如其人”来形容一个人的书法与其秉性为人的密切关系。董必武的字正是体现了其襟怀坦荡、胸怀天下、睿智从容、文韬武略、光明磊落的气概与为人。在他斩钉截铁的点画与刚柔相济的线条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作为一名坚定的革命者那种独有的义无反顾、勇往直前、不畏牺牲的精神气质,达到了笔墨得主旨的修行高度。比如,抗战期间,他在武汉、重庆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大量工作,其间与国民党上层人物和爱国民主人士交往较多,这些人知道董必武擅长诗书,故常请其书写中堂和条幅。对此,董必武总是尽量满足他们的要求,借以联络感情,增进友谊。书法也成了他工作和联谊的“法宝”。又如,1938年1月18日,他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拥护抗战到底,为实现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的新中国而奋斗!”这二十八个刚劲有力的大字,极大鼓舞了国统区军民的抗战热情。此刻,书法亦成了其革命和斗争的“武器”。

  其三,文人质感,师者风范。董必武曾担任过师范学校教员,其书法也是典型的文人书风,自如有章、风雅有度,尤其是线条遒劲,行笔婉转,结体稳重,骨力劲健,趣味古朴,无丝毫之怪异与孤傲,给人以温良恭俭、清隽儒雅的长者之风,令观者颇具亲和力,且随着人书俱老,越写越厚重,越写越朴实。

  其四,诗书合璧,相得益彰。董必武18岁中秀才,有良好的国学根基,加上特殊经历所造就的才情,发而为文,继之发而为诗,故其书法也浸透着深厚的文化功底。若将他的诗与字综合起来欣赏,诗可当“书(法)”赏,书(法)亦可作“诗”读。如1964年他重访南湖,登上画舫,感慨万千,题诗一首:“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这首诗的手迹后被勒石矗立于嘉兴南湖景区烟雨楼东南岸边临水处的“访踪亭”内,实乃“诗”“书”俱佳,交相辉映。

  应该说,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与高尚情怀早已为大家所熟知,但书法对其而言多是余事且都无心于此成名成家,故我们对其书法艺术了解不多。然而,有幸品读其书法,无一不是字如其人,或大气磅礴,或法度严谨,或结构瑰奇,使观者可从中领略到他们胸藏百万兵之气魄、运筹帷幄之哲思和雄迈古今之弘毅。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董必武

董必武手书“中国人民银行”

董必武题诗

第一套人民币(10元)正反面

责任编辑:袁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