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首页
艺术鉴赏CURRENT AFFAIRS
艺术鉴赏 / 正文
封面锦

  在所有丝织物里,恐怕最为知名和华丽的就数锦了。

  锦,从文字结构即可知,金字旁,显然是代表着它的价值,这种织物在古代几乎可以与金子同价。帛,丝织物的总名称,在古代时没有纸张,宫廷文件则写在帛上,因此后来有“书于竹帛”说法。帛书几乎与竹简、木简相同步,并在此后有所延续。

  锦在什么开始出现的呢?至今也没有准确答案,但至少在战国时期就有了,因为有出土文物作证。锦衣玉食,表述的也是古代摄食生活的一种。锦织物在宋代末期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门类,那就是宋锦。宋元之前似乎一直是蜀锦的天下。四大织锦还包括壮锦、云锦。

清代江南织造宋锦

  宋锦的崛起应该与赵氏江山南渡有关,临安是首都,苏州具有陪都的地理优势。各种手工艺品便从苏州采购,丝织物更是如此。因此,苏州的锦罗绸缎以及缂丝、刺绣都有所发展。至于说锦织物,因为适用面较广,如大料可以用于室内装潢、衣被制作,较小的则可以作为衣服的缀饰以及碑拓、经书、古籍等的封面。

  “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百幅锦帆风力满,连天展尽金芙蓉。”唐诗里多的是吟诵隋代的锦缎文化,说的是以锦作船帆。苏州古城至今还有“锦帆弄”,在吴国时,吴王夫差与嫔妃乘坐锦帆船只游玩于此。

  在苏州一省堂李品德先生的藏品中,就有大量的封面锦。近期正在拍卖行集中拍卖,成交量喜人。这些封面锦主要为晚明和清中期之物,纹样丰富,色泽华丽,应该说是保存较为集中的一批封面锦。即使是苏州博物馆这样的机构也没有如此丰富的织锦藏品。

  根据李先生介绍,这些封面锦有的来自拍卖行,有的是收书(包括碑拓)时所得。我看到有的封面锦背面还有藏家的印章,甚至还有“上海常熟路旧书店”的字样。

  另在苏州装裱书画行兰姐处,我也见到一些封面锦,主要是她从一些清代画作,或是来自日本回流的画作旧裱上拆下来的。碎锦散条,依然发着光泽。

  锦缎用于书本包装,至少在唐代就有了,主要是抄写经书类。到了宋代则有刻书、碑拓、册页等使用到了锦。到了明代更是扩大使用范围,及至皇家印书的封面、函套、如意装等,如明代《大藏经》的封面和函套。

  20世纪60年代,沈从文曾保护过一大批明代《大藏经》封面锦。对此事,沈从文也有文章回忆:“1963 年政协大会,我曾提案建议,将京郊上方山藏明锦(指庙宇中所存明代《大藏经》用织锦装裱的经面、经套,近数十年间大量被盗出国外,已所剩不多),经过故宫派人看选过的约一千七百种,调来北京。这案通过后,(原)文化部和故宫已共同派人把原物调来,现存故宫丝绣组。”

清代宋锦,多用于封面书衣。

  沈从文倾力研究明锦并保护了大批珍贵的《大藏经》,此事也得到北京文物局专家吴梦麟在口述时的证实。

  沈从文曾想过深入研究这批用于书籍的锦缎,“别的工作再求深入,受体力限制,已不会有什么成就。唯对锦缎研究,拟恢复三几百种健康活泼可供再生产参考取法的图样,留着我女孩做助手(指侄女沈朝慧),不要公家一文钱,或者在不甚费事情形下,即可完成……”可惜这件事后来因故未成。

  但是沈从文对于锦缎研究的进程却没有放弃,后来还曾屡次提到锦缎用于书物的问题。在谈及织金锦缎时,沈从文即认为,这种在锦中捻金的工艺应该始于元代,甚至认为明代沿袭了其工艺。元代贵族所穿衣物织金锦工艺,又称为“纳赤思”或“纳石失”。

  “在故宫库藏里,许多字画包首、册页扉面和其他宋元旧器衬垫丝织物,同样可希望这种(织金锦)发现。其次,即明《大藏经》使用的经面、经套,其中织金部分,或出于纳石失式样,或即是本来的纳石失……至于明《大藏经》封面,就个人认识说来,即这份材料,不仅可作纳石失金锦研究资料,好些种金锦本名或者就应当叫作纳石失,并且还是当时的纳石失。”沈从文撰文认为,明代宫廷和寺庙继承使用了元代遗留的织金锦作为经书封面。因此,这批保存较好的经书封面,是可以追溯到唐宋丝织物纹样的。“明代用于佛经封面的丝织物,值得我们特别注意,因为这是目下我们知道的、唯一研究明代和唐宋以来丝织物的重要材料。除去素色彩缎不计,提花的大致可分作三类:一是本色花的(单色);二是妆化的(二色到七色);三是织金的(各种不同加金)。”

  对于明代《大藏经》的封面锦,沈从文还有进一步的诠释:“本集(指1955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明锦》,沈从文作题记)材料的来源,全部出于明代刊印的《大藏经》封面。经文刊刻于明初永乐正统时期,到万历时期全部完成,这些裱装经面的材料,多从内库和‘承运’‘广惠’‘广盈’‘赃罚’四库中取用,有当时新织上贡的,也可能有宋元的旧料。图案设计的风格,有的富丽雄浑,有的秀美活泼,处理得都恰到好处。特别是配合色彩,可以说丰富而大胆。其中的洒线绣,继承了宋代的制作方法,宋时或名叫‘刻色作’,是说配色如同填彩。”

  沈从文当时特别留心这种经面锦,并注意收集出版,《明锦》一书所选织锦图案多来自《大藏经》封面,还有故宫博物院收藏人士李杏南的个人收藏(后全部捐赠给故宫)。从沈从文对于织锦工艺优点的诠释,几乎可以说解答了为何后人多以封面的疑问。“衣作绣锦为缘。现在面对楚墓出土的实物,才明白锦属于厚重织物,既文彩华丽,富于装饰效果,又耐磨损,用于绮罗作地的薄质衣料作缘边,能起骨架作用,穿着时也较多便利,这应是它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意义。”

  相对于西洋古籍的皮装,如羊皮、牛皮,中国传统书籍装帧则多采用本草丝织,如木夹板、硬纸板和锦装。这其中可以分时期看待,早期佛教类书籍显然不可能使用“杀生”的牛羊皮,后来皇室家谱之玉牒、刻书装帧,使用较为华贵和蕴含吉祥的锦装,自是胜过宰杀牛羊的皮装更为斯文。况且皮装较为单一,即使是加上刻字、烫金、簪花等工艺,仍没有织锦那样看起来华丽而富有变化。这或许是因为民族传统,或者有因着工艺习惯而已,无论何种原因,都使得中国古籍装帧更与自然主义接近。

  沈从文曾一再追溯这批明锦的来龙去脉,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撰文称:“明代这种织金锦,保存于明《大藏经》封面中,目下估计可能还有十万单位,种类杂而多,且有新旧不同,实由于来源不同。据清初高士奇《金鳌推食笔记》称:‘明《大藏经》厂在玉熙宫遗址西边’,照旧图推测,即现今北京图书馆附近,和收藏丝织物的西什库,相隔实不多远。西什库是明内藏库一部分,其中储存丝织物的计四库。”因此可以说这些封面锦来自明代府库,到了清代则是延续了明锦的遗风,甚至还出现仿宋做法。从康熙时期仿宋锦做法,有“青绿簟纹锦”“球路连钱”小花锦、“大天花青红锦”“灯笼锦”等。“又有直接仿宋的,如前人所说,是根据原装北宋拓《淳化阁帖》二十个不同锦面,由吴中机坊纺织,大行于时。这二十种锦名虽不得而知,新近我们在故宫装裱康雍写经部分,发现许多种两色小花锦,纹样秀美,风格特殊,不像一般清代设计,有可能通属北宋旧式。”

  值得一提的是,当年对于封面锦有所研究的还有李杏南(名濂镗),出生于河北省冀县城西李镇,根据其子李荣锦回忆:“我父李濂镗(1896—1963),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毕业后即在京、津、保等处任国文教师,后30余年任职于北京故宫博物院……著有《秦印室随笔》《中国织绣集选》《褡连图案》等。”

  实际上《明锦》中不少纹样就与今天我们看到的古籍、拓本封面相近。如“绿地龟背龙纹加金锦”“黄地八大晕加金锦”“青地八大晕加金锦”“沉香地灵芝方胜织金锦”“檀褐色地福寿常圆加金妆化缎”等。

  沈从文在《明锦》中曾特地指出,这些藏品来自于李杏南先生的贡献,在题记中加以感谢。李杏南还著有一部《中国图样集录》,可惜至今未见过。该书序言者即历史学家邓之诚:“去年冬,始识李子杏南,喜其磊落负奇气。门人傅振伦为道李子事母孝。五十之年,犹有婴儿之恋,是今之古人也。间尝示予所撰《中国图样集录》。自黼黻纣绣,取象于天,以昭文明之治,而织成文锦,五色相宣,纂组之工,夺天之巧,泛而及于绫绮纱罗、轻容花撷,又泛而及于金石陶瓷。”

  邓之诚所题序为1947年,当时李杏南已经进入故宫工作了。

  另在故宫博物院景仁榜中也有对李杏南的介绍:“李濂镗先生,字杏南,1896年生于河北省冀县。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一度以教书为业。三十年代进入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工作直至新中国成立,被留用在保管部、陈列部从事文物研究工作。1958年退休后离开我院。一生致力于织绣类文物的收藏,藏品达两千余件,1955年全部捐献给故宫博物院。1963年,其家属又以他的名义捐献丝织品3件、资料12件。”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责任编辑:原健凇
相关稿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