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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力币制改革的“苏粉” 记张之洞与他的书法艺术

  毛泽东同志在回顾中国民族工业发展时曾说过:“讲到中国的民族工业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笔者以为,讲金融,也不能忘记张之洞。

  主导晚清币制改革

  张之洞(1837—1909年),字孝达,号香涛,别号为无竞居士,晚年自号壶公、抱冰。祖籍直隶南皮(今属河北省),生于贵州兴义府(今安龙县),官至体仁阁大学士,是“晚清中兴四大名臣”、洋务派代表人物。同时,他在晚清金融舞台上亦有相当作为。

  熟悉中国货币史的人都知道,清代前期国内通用货币主要是银两和制钱。随着中外贸易开通,尤其是鸦片贸易盛行,中国现银大量外流,加之国外银元充斥市场,严重破坏了银两制度。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在奏请朝廷同意后于广东设局铸造银元,并仿照国外通例自铸大小银元5种。虽只是铸造了几种样品后他就被调任湖广总督,但这是中国正式设局自铸银元的开端。

  如果说,他在广东自铸银元主要是为了维护国家货币主权与利益,那么其到了湖北仍主张铸造银元则已有了明显的币制改革意图。针对湖北当时制钱短缺,他采取了“禁贩运,严私卖,查铜铺,拿私铸”等措施,但收效甚微。于是,他奏请在湖北设立银元局铸造银元,从而控制了湖北以下沿江各省的银元铸造权。有人评价说这是“使中国币制进入现代化的第一步”。在铸造银元同时,他还发行了纸钞票,试办银元票和官钱票,并特别强调官钱局的信用,从而使便于携带的纸钞票畅销民间,甚至流通至湘赣等地。

  其实,晚清币制改革的必要性并不全在于币制紊乱,还因为由于银价长期下跌,欧美各国也想在殖民地导入金本位制或者金汇兑本位制,加之因甲午战争赔款而借的巨额外债和庚子赔款需全部用金来支付,迫使清政府只能另寻方策。1904年,美国“会议货币专使”精琪向清政府提出币制改革方案,即:立即导入金汇兑本位制;聘用外国人担任司泉官,监督币制运营等。但遭遇张之洞的强烈反对。他认为聘用外国人为司泉官无疑是洋人欲掌握中国全部财权的阴谋,更是在蔑视中国主权。学术界一直将张之洞的反对解释为“民族主义的抵抗”的“胜利”。当然,也有一种说法,认为张反对的根本原因是要保全“既得权益”,因为其造币厂每年至少可获得1800万两的铸造差额。但张之洞在“金贵银贱”问题上的观点——金贵银贱有利于中国土货之出口——着实高人一筹,当时仅严复才具此认识,且不如张之洞讲得这样明确。

  创设国内首家银行

  谈到我国自办的首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则必提张之洞。该行创设的初衷就是为便利洋务派振兴实业、建造铁路。但历数其创办过程,可谓一波三折、险象环生。其实,最先萌发办通商银行念头的是盛宣怀。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从时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手里接管了经营状况不佳的汉阳铁厂。作为交换条件,张将铺设芦汉铁路的招款权一并转交给盛,并保举盛出任“铁路总办”。但在随后筹建过程中,盛宣怀发现当时国内旧式的金融机构竟无一家能够或敢于提供如此巨额的贷款,不得不求助于洋行,便提议赶在铁路开工之前创办自己的华商银行。此时,张之洞却认为兴办实业才是救国救民之正途,而银行则是附设,亦担心创设银行会对其湖北铸币局造成威胁,故对银行铁路并举的主张大加阻碍。

  熟料此事被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英国人)知道,后意欲筹建中英银行;俄国的华俄道胜银行也欲融资扩股,变成中俄合资;美法奥三国则静观其变……面对虎视眈眈的列强,盛宣怀纠集了一批重量级人物联名上奏要求速办银行,得到张之洞的附议。但在谁当“老大”上却产生了分歧,张之洞坚决反对由盛宣怀出任银行督理一职。几番较量后,盛宣怀表示在建行后“另谋总董人选”,但拒绝朝廷原拟拨配的300万两官本。岂料,以荣禄为首的满族官员发难,甚至提出在任何时候清政府都有权无条件从通商银行获得数百万的贷款。御史管廷献也趁机起哄,上奏要求去掉银行名中的“中国”二字,接受户部拨存的官款等。银行筹建工作受到冲击,不少已入股者纷纷要求退股。

  危急关头,汉族大员们空前团结。张之洞虽在多处关节上与盛宣怀作对,但始终坚持要由国人自办速办银行,并与王文韶等联名合奏,对管廷献的各项修改意见做出答复和妥协,但仍坚持在银行名中保留“中国”二字,中国通商银行最终于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成立,总行设在上海。

  诗词书法倾情苏轼

  在中国近代史上,张之洞在书法艺术领域亦占一席之地。他一生崇拜苏轼,认为其“气节文章多可敬”,书法亦学苏轼,留下的墨迹中不少是写东坡诗词的,堪称“苏粉”。

  历史上有很多人学苏字,但真正得其真谛者并不多,或貌合神离,或形神皆失,而张之洞无疑是成功的。他5岁就在何养源的启蒙教育下,从赵(孟頫)体入手,先描后临,后又“法欧柳”,继而再学颜真卿、苏东坡等,故其楷书既有馆阁体的规整,又具颜体的浑厚雄秀和苏字的奇魅开张,成就斐然。到了民国,其兼有唐楷底色和苏楷之长的《楷书千字文》和《楷书百字文》还被人拿来公开出版,作为字帖供人学习。其行书更是一眼就能辨识,延续了苏氏“大海风涛之气”“古槎怪石之形”的艺术风格,犹如吴琚之学米(芾),到了“一步不窥的纯情程度。”但细看又绝不是对苏体的亦步亦趋,而是有着其个人深刻的理解,善用侧锋,笔力遒劲,豪迈俊逸,自然丰润,跌宕有秩,甚至可以说是其本人内在气质与书法的完美融合,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与苏轼相比,张之洞的书法更为厚实,笔画更加粗重,一方面,由于宋代书风与清代书风的区别,跨时代纯粹地学习某家书法,几乎不可能还原当时书家的气息;另一方面,除了苏轼外,他的行书还取法米芾、黄庭坚、董其昌等,增加了几分沉着、痛快、舒展之意。张之洞的隶书作品存世较少,但可以看出其隶书主要取法汉隶,这和他自己对汉隶的推崇不谋而合。其作品中既有《张迁碑》《史晨碑》的影子,又有同时代的邓石如、赵之谦的痕迹;既有汉代隶书的特点和审美,又具有清代隶书的金石气息具有清代隶书的普遍特征,达到收放自如的高度,形成了自己的个性特征。

  临帖是学习书法的不二法门,但张之洞并不喜欢临帖。例证有二,一是其子张仁侃曾指出:“先文襄公好读书,不喜临池,出任封疆后尤鲜作书。”可见其读书胜于临池,学养胜于技法。二是张之洞作为朝廷重臣忙于政事,时间、精力有限,疏于作书情有可原,且有幕僚代笔的印证。因此,其学书之道更多在于“悟”和“思”,而不是下死功夫。实际上,正是多种兴趣和多重素养成就了张之洞的书法。他兴趣广泛,喜赏鼎彝文字、访碑、鉴赏金石实物与拓片,还委托王懿荣采购文玩趣物,身边集聚了一大批书画家,对加深书法功力颇有进益。在文学上,他精通儒学和经学,擅长骈体文、诗词和楹联,有不少佳作存世。同时,他提出学书取法要“平和中正”,执笔要“指活、腕虚”以及“结体求丰,用笔求润”的审美观。这不仅是其本人独到的书学见解,同时,为学子学习书法指明了方向。

(本文图片系张之洞作品)

责任编辑:原健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