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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银行之父”张嘉璈的书法艺术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银行家。民国初期,一方面,国家积贫积弱、内忧外患频仍、人民苦难深重;另一方面,恰逢两次世界大战间隙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给中国民族工业和民族金融业赢得了难得的发展时机。不少接受过西方现代经济金融教育的银行家们学成归国后,于这一风云际会的特殊时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历史。被誉为“中国现代银行之父”的张嘉璈就是其中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

  现代银行之父

  张嘉璈(1889-1979),字公权,江苏宝山(今上海市)人,清末秀才,先后担任过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中国银行副总裁、总经理,中央银行总裁等职,是民国时期银行家的杰出代表;著有《通货膨胀的曲折线——1939至1950年中国的经验》《中国发展铁路的斗争》《近代中国经济变化的制度和动力》等。

  张嘉璈出生于一个普通的医生家庭,8岁入私塾,13岁时师从吴宗镰习法文,15岁考中秀才,17岁考进北京高等工业学堂,翌年赴日本留学,入庆应大学。但因其家境贫寒,最后一学年因无力缴付学费辍学回国,在北京当了几年报纸编辑,1911年9月离京赴沪,还当过浙江都督府秘书,往来于京、沪、杭之间。1913年底,他经汤觉顿推荐就任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副经理,自此步入金融界。入行不久,他就打响了保护信用、坚持独立的“第一枪”,坚决抗拒执行北洋政府的停兑令,以维护银行信用,亦因此声名鹊起,被擢升为总行副总裁。

  为把中行办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他按照现代银行的经营管理理念和规则,对中行进行大胆改造,不仅推动采取西式簿记、注重顾客服务、提拔新式人才等,并且成立股东总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积极招募商股,扩充商权。这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有效削弱了政府对银行的控制,既保证了总裁、副总裁等高管的相对稳定,又确保了经营与管理方面的相对独立,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政权更迭带来的影响。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初,政府欲将中行直接改组为中央银行,但遭到张的成功抵制。作为交换,他不得不接受政府增加官股的行为和改组为国际汇兑银行的要求,并出任总经理。随后,他先后到欧洲、美国、日本考察,并参照当时最新的银行组织体系,对中行进行两次大规模改组,特别是1930年“国外部”的成立至关重要,标志着中行业务重心开始转移,注重外汇资金的筹措与营运,建立国外直接通汇处60多个,特约代理处90余家,使中行成功与国际接轨并实现国际化。此举在当时国内银行界属于首创。

  令人遗憾的是,1935年国民政府以尚未流通的国债形式强制参股中行,并利用占据50%股份的条件,使高管任免权再次落入当局手中。在此背景下,张嘉璈被迫离开中行,此后任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委员会副主席、铁道部部长、交通部部长。1947年初,蒋介石想倚重这位“金融奇才”,张嘉璈予以回绝,后虽几经推辞不成而勉强出任中央银行总裁,但当时国内经济金融已一派颓势,积重难返,他于1948年辞去政府所有职务远赴他乡从事高等教育工作。

张嘉璈墨迹

  学者型银行家

  张嘉敖不仅是优秀的银行家,更是一位典型的学者。如其主持创办了近代中国最早、历史最为悠久的金融类期刊——《银行周报》。该报既有论述宏观经济的分析报告,又有介绍各国金融情况的文章,旨在向银行从业人员灌输近代银行知识并提供各类金融参考资料。1918年10月,上海银行公会成立后,该报也成了上海银行公会的会刊。

  在担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其间,他先后对中行总管理处进行两次重大改革,将承担银行智库职能的“调查室”相继更名为“调查部”和“经济研究室”,特聘英国专家主持,对国内外各地财经、金融状况开展调研,为中行日常营业提供信息与决策参谋,并编发《中行月刊》(系第一份由一家专业银行编辑出版的全国性金融刊物)《金融统计月报》《中行生活》《中外商业金融汇报》等期刊,出版《中国重要银行业务概况》《中国银行年鉴》《中国对外贸易研究》及各种主要农产品调查专刊,还从事信用调查,接受咨询等。

  他晚年在国外教学之余笔耕不辍,英文专著《通货膨胀的曲折线》成为研究中国通货膨胀问题的权威著作之一。为表彰其在经济研究领域中的出色成就,美国圣约翰大学、斯坦福大学、日本庆应大学等世界著名高等学府先后授予其名誉博士称号。

张嘉璈墨迹

  书法仅为余事

  由于张嘉璈在经济金融方面成就卓著,以致书法等其他方面的成就被人忽视。好在当下传统文化持续复兴,一大批文人出身且在其他领域成就显著者的墨迹开始被挖掘并受关注,如近年来在笔者的研究和推介下,一批经济金融家的书法开始进入人们视野和研究领域。

  张嘉璈这代人正好处于时代交替之际,他们幼年或多或少地接受过旧式私塾教育,对诗词歌赋、琴棋书画等传统文化具有实践体验和深厚情感。张嘉璈无疑是有传统文化底蕴的,能在末届科举考试中取得秀才,一手“馆阁体”定是过关的。这也说明他在孩童时期临摹过大量经典的碑帖,娴熟的用笔和规范的结构都为其精熟流利的书写提供了技术保障。在其小楷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无疑是他写给时任中行河南分行农贷业务负责人李效民的函。此函不仅行笔稳健,结构严谨,行气贯通,而且体现了一位银行高管对基层反映的农贷业务发展困难的理解、体恤及对具体情况的分析、指导以及鼓励和支持。更可贵的是,这位50多岁的总行高管对30多岁下属还尊称为“兄”、自谦为“弟”。这也是目前公开面世的最早探讨普惠贷款的宝贵文献。因此,这些非专业书家随手挥就的信札,不仅能勾勒出其专业脉络与成就,更折射出其道德人品。

  与专业书法家相比,张嘉璈们都有自己的事业,或从政,或从学,或从商,基本上都视书法为余事,至多算是工作生活的“调剂品”,从不以书法为专攻或职业,这点与传统文人颇为相似,故往往不计工拙。张嘉璈若不是壮志在心终难酬,后来事业遇挫,晚年有一些闲暇的时光来练习书法,可能自始至终都不会将自己的墨迹拿来示人,但书法作为其兴趣所在和业余爱好则是不争的事实,平时关注书法、练习书法甚至在工作中还会“以书取人”。如有一次张嘉璈随浙江省都督朱瑞到杭州府中视察时,发现一位学生文好字佳,极具才气,便心生喜欢,此人正是徐志摩。爱才心切的他不仅将徐招为妹夫,后来还将其推荐给梁启超。

  可喜的是,张嘉璈这群学人对“碑”与“帖”的观念已不再那么强烈和固执,也基本没有地域或流派束缚。他们既不“尊碑抑帖”,也不“崇帖轻碑”,取法更加自由多元,整体书风开始脱离碑学的笼罩,逐渐走向碑帖的融合。张嘉璈的书风就是典型的碑帖一体、相互杂糅,既有碑的雄浑宽博,亦有帖的阴柔内敛。尽管今天我们见到的其墨迹并不多,但凡能见的均属精品。比如,其行书“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以黄庭坚为基,笔画舒展,长枪大戟,转折分明,一派大丈夫气。又如,致银行家金润泉的函则是另一种书风,以颜体为本,入笔刚劲有力,中锋运笔,采用篆籀手法,圆转藏锋,笔画横细竖粗,结体紧实刚正,全篇行文疏中有密、密中显疏,墨色有浓有淡,枯湿相间。尤其在写捺的时候,强化一波三折之势,显得饱满、霸气。

  需指出的是,这些学人成年后接受新学,又经历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有的还有长期的海外留学经历,故书写工具不仅限于毛笔。张嘉璈亦不例外,他经常使用钢笔,但潜意识里仍沿用了毛笔书写的惯性,如运笔、字体结构、字与字之间的连带关系等都力求体现出浓浓的“毛笔味”,使书法的实用性与艺术性达到了高度统一。这从其留存的那些硬笔写就的劲健、挺拔的笔记、文稿、题签、眉批等就可见一斑。

  “公者千古,私者一时”。时代可以变迁而精神却可永存,银行家精神与家国情怀亦是如此。因为银行是国家公器,公器为公,公而利天下。银行家的“家国情怀”,概当如此吧。

  (作者系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金融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金融书法家协会副主席)

责任编辑: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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